江泽民同志1985年到上海工作的时候，我是分管财贸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言行风范令我深受教益。我感觉他的个性特点是：感情丰富，为人随和，爱憎分明，表里一致。

他到上海不久就问我：“上海的财力如何？”我说：“就是吃饭财政，连修马路的钱都没有。”知道了上海的家底后，他又问我：“上海的老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我回答他：“上海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菜篮子，就是每天都要吃的副食品。”

江泽民同志不久就提出了“菜篮子工程”。他说：“我是一名工程师，菜篮子要作为系统工程来抓。”他提出菜篮子工程要加强市场机制，不仅生产这头要放开，销售这头也要放开。那几年，我们就是按照“两头放开”的工作思路，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一步一步地走，解决好“菜篮子工程”。

当时的财政比较困难，为解决“菜篮子工程”经费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基金，由企业按职工人数每人出几元钱，汇集成一笔副食品发展基金，解决了经费问题，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作为系统工程，“菜篮子工程”的子系统一一推开。首先抓种群，那时上海副食品短缺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种群退化，比如一头奶牛的产奶量只有人家的一半。怎么解决，我们就大量引进奶牛、猪、鸡等的优良品种。

其次是加大规模。当时的养殖规模太小，我们就学习先进经验，改进设备，一个人可以养2000只鸡，一年可以养五到六批，实现规模化生产。

第三就是加强科研工作，比如冬季矮脚青菜、青浦茭白就是上海农科院培养出来的好品种。推行地膜、小棚、大棚的种菜方式，提高蔬菜的成长率。

我们还建立了一批规模化生产的豆制品工厂，每到冬季、夏季蔬菜紧缺的时候，就供应豆制品、黄豆芽、绿豆芽。

当时副食品运输、保存困难，我们就提升仓储、运输水平。此外我们也借助外援，江泽民同志曾经亲笔写信给江苏、河南的领导，我就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这些省份商购猪肉等副食品。

江泽民同志来上海的时候，肉、油、菜、蛋等副食品都是凭票证购买的，在他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的时候，这些副食品票证都不用了，副食品放开供应。同时上海的财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为丰富市场更打下了基础。这充分证明他抓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取得了实效。

另外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江泽民同志始终像老朋友一样关心其他同志。1986年，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同志突发心肌梗塞，成为植物人。江泽民同志经常去医院看望。每次去，他总是反复叮嘱医务人员：“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照料好他。”

江泽民同志离开上海的时候特地关照我：“宗葆同志的家属你要多关心，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他担任了总书记后，在宗葆同志逝世后还专门请宗葆同志的夫人到他家做客，让夫人王冶坪同志陪她参观了中南海。宗葆同志夫人经常说：“宗葆出事的时候，我真的快支撑不了了，没有江泽民同志的一直关心，我活不到现在。”

尽管江泽民同志是领导，但性格随和，没有架子。他有很多爱好，会弹钢琴、拉二胡、吹笛子、唱京剧等。他从总书记岗位退下来之后，有一次在上海和我们联欢，朱镕基同志拉胡琴，他唱京剧《打渔杀家》，那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江泽民同志经常引用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