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我感到无比悲痛。他1985年来到上海，1989年赴京工作，期间我担任副市长，先后分管了科技、外事、公安、文化等工作，与他共事4年。他是我们的好领导，也是我们的好大哥，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值得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

当时泽民同志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十分关心上海的科技发展，他曾对我说过：“如果上海在高科技方面没有成就，就对不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上海这方面的条件是最好的。”1984年，在老市长汪道涵推动下，我们决定筹建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这是全国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江泽民同志来上海后对此十分支持，批出了开发区建设的用地，并大力支持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他还鼓励我们“走出去、引进来”，汲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模式。我四次访问美国硅谷，还邀请美国硅谷地区的华裔工程师协会三次来沪访问交流。

美国的专家帮助我们搞了漕河泾，泽民同志又想，我们的其他工作为什么不能借鉴这样的办法多找一些专家来？在他的主张下，我们开始邀请国际企业家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为上海发展献计献策，也就是后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从这里可以看出泽民同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强调国际视野。

泽民同志一直主张，一座开放的城市，应该广泛地同国际友人、国际组织达成良好的关系。他总是提醒我们，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上海自身出发，一定从国际大环境来考虑我们的政策和定位，“立意要高”。这可以说是一个指导思想。他的外语水平非常高，戈尔巴乔夫当年访问上海，泽民同志直接用俄语与其对话，戈尔巴乔夫很惊讶，说：“来了中国几个城市，只有上海的领导可以不用翻译跟我聊天。”而在接待美国客人时，泽民同志又可以用英文交流，外办的两位翻译坐着一旁都没事干。

泽民同志视野很广阔，接受新事物很快。他跟我们开会，往往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不一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但可能用一两句话就启发了你。我分管文化工作时，上海想办一个国际电视节，最初报上去，有关部门没有批准，觉得上海条件还不具备。泽民同志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不是管外事吗？你找上海的友城动动脑筋不就行了？我听了恍然大悟，找到上海7个国际友城的总领事，提出举办一次友城电视节，他们都欣然应允，上面也批准了，后来顺理成章就变成了上海国际电视节，开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先河。现在想来，这个点子妙得不得了。

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次他问我，上海的优势是什么？我讲了不少经济啊、工业啊。但他说：“老刘，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人才。上海一定要做人才高地，这个你应该最理解啊！”对干部，泽民同志也是关怀备至，平易近人。最初要分管文化，我非常忐忑：我一个搞科研的，不懂文化，怎么能管文化呢？泽民同志对我说：没关系，我也是科研出身，我保证支持你，我们一道商量。当年上海交响乐团成立爱乐者协会，邀请我上台指挥，我实在盛情难却，就去挥了一曲《卡门序曲》，结果有人去泽民同志那里提意见，说刘振元在“玩票”。没想到后来一次干部会上，泽民同志特地提起这个事说，振元同志是在倡导严肃音乐，我们这个大城市应该有更多人了解交响乐，有什么不好？这么一件小事，泽民同志会放在心上，并且用这样的方式去化解，我非常感动。

当然，泽民同志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那时候，大到城市发展的大政方针，小到马路上的垃圾堆放，他都事无巨细、身体力行地关心过问。我们也有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十分强调深入基层，并定下了每周四下午“无会日”制度，干部必须下基层调查研究，并且要反馈情况。他一直说，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天天坐在上面，不下去调查，不跟群众交朋友，有多少发言权？拍脑袋不行，再聪明的脑袋也不行。我想，这样的话，直到今天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