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的两卷本《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书中，他通过大量一手文献，以政治文化的视野，对现代民主的起源做了再探讨——通常人们认为，现代民主的缔造应追溯到英国内战与法国革命，他提出，美国革命尽管标榜共和，但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乃民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新国家的体制可被视作现代民主的雏形。现代民主不是直接形成于某些民主理论之下，也不是少数革命精英的“丰功伟绩”，而是多种社会政治力量追求之下的产物。他进一步指出，在剥离层层意涵——包括印第安人问题、妇女解放、奴隶制等问题之后，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一场以建国为核心目标的独立战争，新国家、新体制和新的国家治理方式乃至一种政治发展的新方向都是由此而来。唯有还原成政治革命，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世界历史意义。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1960年代被引入美国政治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一进路力图从政治行动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等方面来理解政治行动，阐释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逻辑。李剑鸣正是试着从行动者的角度——民众和精英的博弈与较量，探索现代民主的形成，叙述美国革命这场以价值和情感为重心的政治文化变革。

这部100万字的厚重著作也引发了世界史领域学者对“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的探讨。日前，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共同主办的出版座谈会上，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表示，人类对世界的发现或者在任何方面的进一步好奇心，本质上都包含竞争性，学术也不例外，美国研究也是如此。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既是个体的思想追求与文化理想，亦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彼此竞争。然而，竞争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在思想的交流、文明的互鉴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同样如此描述他阅读书中民众和精英之间博弈的感受，他还说，从中能体会到作者“对普通人的一种同情”。

《文汇学人》节录部分座谈内容，传递学者们对当下世界史研究与写作的思考。

宏大叙事是需要有一大批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的。我个人认为，构建一种指导世界史研究的体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有所突破，促进国内世界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文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好的文体，这个书很难流传，很难被非这个专业的人很好地去接受。这本书的起头是法国人和亚当斯的对话，结尾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说美国，这一头一尾，是精心谋划的。

——顾云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在于，做世界史研究，一定要抓住研究对象的民族特性或者其社会的、国家的最本质性的问题。尤其在今天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研究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本书涉及的主题，不仅是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对世界、对中国来讲也都是最基本的问题。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用剑鸣教授自己的话说，“现代民主……主要是拥有自治愿望和自治能力的民众积极争取的结果，是一系列没有事先规划的事态演化的产物”；没有“全盘计划，更没有任何人预先发布为革命者所一致遵从的建国方略”。然而，由新媒体崛起带来的所谓“后真相”时代的降临、娱乐时代精英的劣质化、全球贫富分化，促进了右翼民众主义在美国的狂飙突进，对美国民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民主正面临民众主义的巨大威胁。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要研究现代民主的形成，其实牵涉到一整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因为民主是从古希腊产生的，要把古代民主弄清楚了才能研究好现代民主的形成。我做古代史，对现代民主有某种偏颇的看法，认为从古希腊人对民主政治的定义来看，现代民主政治不是民主政治，是李老师在探讨的过程中纠正了我偏颇的看法。

我们学者做研究惯于做加法，就是做很多的注释，表示我很有学问。我看他都做减法，他读的东西远远多于他注释里所反映出来的。减法在我看来是一种融会贯通，真正把学问做到用自己的思想阐述出来，而不是堆砌文献。

——黄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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