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是拉美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是秘鲁土著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和人类学家巴尔卡塞尔（Luis E. Valcárcel）的深刻影响，坚信印第安人问题是秘鲁的核心问题，主张关注印第安族群、复兴印第安文化。阿格达斯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讽喻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对秘鲁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曾说，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阿格达斯占有重要位置”。

阿格达斯（1911—1969）

阿格达斯的创作根植于秘鲁，这里的印第安文化源远流长。在西班牙殖民者抵达之前，秘鲁已经孕育了一系列璀璨的文明成果，包括莫奇卡、纳斯卡、帕拉卡斯、蒂亚瓦纳科、奇穆和印加文明。考古研究发现，这些文明在建筑、雕塑、陶器、纺织品和金银制品等方面保持着天然联系。印第安人作为这些文明成就的主要创造者，保持多神论和泛神论的宗教信仰，将太阳、月亮、高山等视为膜拜对象，主张万物回归生命的自然秩序。印第安人以村社为单位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保持互助互惠的良好品德，在重大节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庆祝。他们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克丘亚语文学、舞蹈艺术等，这些共同构成秘鲁的文化瑰宝。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印第安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随着殖民统治制度的建立，秘鲁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社会文化风貌被重新塑造：位于沿海地区、交通更为便利的利马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是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的窗口；内陆地区的库斯科（印加帝国的首都）则快速衰落，印第安文化让位于西方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秘鲁独立后，土生白人垄断国家政权，印第安人的境遇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个以二元结构为突出特征的秘鲁逐渐形成。这种结构主要表现为：土生白人居住在沿海地带，崇尚西方文化，主要讲西班牙语；印第安人聚居在内陆山区，延续和发展印第安文化，主要讲土著语言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在秘鲁的发展进程中，如何破除二元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桎梏，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早期现代化的发展，秘鲁出现社会文化变革，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文化学者涌现。马里亚特吉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将其与秘鲁国情相结合，提出建立秘鲁式的社会主义；巴尔卡塞尔倡导激进的土著主义，呼吁改变印第安人的边缘化地位，保护印第安文化。在思想激荡的时代，阿格达斯快速成长起来，在文学领域积极作为。

阿格达斯《血的节日》，1941年初版，图为2011年版

阿格达斯出生于内陆地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后家道中落，长期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这一经历使他受到印第安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也导致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更多地指向印第安人，而不是白人。从十二岁开始，阿格达斯同父亲在安第斯山区游历，在静谧的夜晚，他们倾听土著音乐，同印第安人欢乐地唱歌、跳舞。他在回忆中说：“我认识了不少于两百个小镇，当小镇的细节即将印刻在脑海里时，父亲已经带我奔赴下一个地方。”1930年，阿格达斯通过入学考试，到利马的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文学系求学。1935年，他出版首部短篇故事集《水》，其中很多情节源自作者同印第安人相处的经历。翌年，阿格达斯参与创办杂志《言说》，主要刊发文学评论、思想文化动态和短篇小说等，其作品《血的节日》中的部分章节最初在这里刊载。

《血的节日》是阿格达斯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秘鲁南部山区在建国纪念日的斗牛传统。每逢7月28日，普基奥的印第安人都举行盛大的斗牛活动：人们吹着用公牛角制成的喇叭，唱着圣歌，喝着烈性酒，进行斗牛比赛。由于一些斗牛者经常在活动中被顶伤或者死亡，首都下达政令禁止这项“野蛮的”活动。然而，印第安人极力维护这一古老传统，拒绝遵守命令，这使地方当局不得不采取折中态度，让斗牛“体面地”进行。《血的节日》以斗牛为透镜，折射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秘鲁垄断话语权的白人、梅斯蒂索人（混血人）与底层的印第安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和斗争。

1937年，阿格达斯因反对意大利右翼将军访问秘鲁而被捕，出狱后，他离开利马，在库斯科的马特奥·普马卡瓦国立男子学校谋得教职。他一边教授文学课程，一边带领学生在印第安人的重要聚居地锡夸尼开展雄心勃勃的民俗文化汇编工程，并坚信“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他将相关成果寄往教育部，受到极大重视。此后，阿格达斯收集、整理印第安人的音乐和口述故事，将其从克丘亚语翻译为西班牙语。1938年，极具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价值的《克丘亚之歌》出版。三年后，他受邀重返利马，加入教育部下设的教学改革委员会，负责编写新版中学教材。与此同时，他在多所高校任职，与国内外报刊合作，介绍安第斯山区的诗歌、音乐、舞蹈、服饰、手工艺术等，使土著民族的风俗文化和艺术形式为更多人所知。1953年，他被任命为秘鲁文化国家博物馆民族研究所所长，其保护、传承和发扬印第安文化的设想得以付诸实施。

几年后，阿格达斯重返文坛，先后创作长篇小说《钻石和燧石》和短篇小说《阿兰戈之死》，后者获拉美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这使他在国际文坛赢得声望。1958年，他的自传体小说《深沉的河流》问世，这本书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秘鲁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和拉美土著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彼时，秘鲁政府将土著主义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央政府、市政当局、高等院校和其他社会文化机构均致力于保护印第安文化。阿格达斯以自己少年时期同父亲游历、后被送到寄宿学校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14岁的主人公埃内斯托在中南部山区的小城阿班凯登记入学。学校由地方教士创办，当地居民多是说克丘亚语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埃内斯托虽然具有白人面孔，但通晓土著语言，很快融入学校生活。在与同学的交往中，他得知大庄园主与印第安农民、行政官员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阴差阳错地卷入当地妇女发起的抗议食盐专卖行动。地方当局对此予以血腥镇压，埃内斯托也遭到校长的严厉惩戒。然而，社会秩序没恢复多久，瘟疫大规模爆发，学生纷纷离校。作者通过深描的写作手法，勾勒了安第斯山区的社会生活图景。1959年，这部小说获“里卡多·帕尔马国家文化促进奖”，在未来几十年被译为多国语言。

六十年代初，阿格达斯频繁地参加国内外文化活动。1962年，他参加在西柏林召开的“首届伊比利亚美洲与德国作家座谈会”，并加入拉莫林国立农业大学，任首席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他主张用土著语言进行文学写作，认为“克丘亚语经过漫长历史的沉淀具有比西班牙语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的丰盈情感”。他创作克丘亚语诗歌，颂扬18世纪末印第安人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斗争。1964年，贝朗德·特里总统授予其荣誉勋章，表彰他在文化保护和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

这一时期，秘鲁政府向美国靠拢，美国的资本力量在秘鲁的采矿业、石油业等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资本所有者与印第安农民、地方庄园主围绕土地和水源展开争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阿格达斯推出长篇巨著《所有的血》。小说从内陆山区的一位大地主写起，讲述他的两个儿子费尔明和布鲁诺相互交织、纠缠的人生经历。费尔明思想开明，试图通过开发勘探到的银矿推动地区发展和社会进步。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费尔明不得不向跨国公司求援，而跨国公司抓住该契机迅速渗透到山区。布鲁诺最初是一个封建保守的庄园主，奴役众多的印第安人。一次机缘巧合，他的性情发生逆转，开始同情悲苦的底层民众，力图阻止外国资本侵犯其利益。冲动之下，布鲁诺杀害了“外国资本的帮凶”费尔明，被捕入狱。就在悲剧发生时，印第安人觉醒，决心挣脱枷锁、追求自身的解放。作者将各种族、各阶层、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聚合在一起，揭示现代化转型时期秘鲁蕴藏的危机。

20世纪中叶以来，因内陆人口增长、人地矛盾突出，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涌向沿海地区，阿格达斯密切关注这场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移民浪潮。1967年，他多次赴钦博特港口进行口述史采访，这里因鱼粉业的扩张吸引了大量的内陆移民。以采访经历为蓝本，他创作小说《山上的狐狸与山下的狐狸》，表达了对印第安文化传统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无尽的哀愁”。同时期，阿格达斯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69年11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略萨曾说，“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浪潮击碎了阿格达斯复兴印第安文化传统的梦想”，但事实上，他的梦想从未湮灭，后代的秘鲁知识分子仍在追寻着他的足迹，投身于发掘、传承和保护印第安文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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