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发和熔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影响两个方面认真领会“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深入理解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赓续了中华民族之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激发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天道观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价值观激发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人民主体论、群众史观激发中华礼乐文明、人际伦理和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激发传统修身文化；世界历史理论激发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出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出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注入现代性的同时，有效避免“西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百年历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熔铸和再造，具有革命性意义。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熔铸和提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造和提升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人品和史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理念，再造提升中国文化“致中和”“道中庸”的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造提升中华文化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影响始终是广大知识分子深切关注的话题。1921年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探讨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进行反思。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易学”、马一浮的“新经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的回应”。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五项原则。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反对党八股》中再次强调这个要求。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历史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被马克思主义激活后，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助力中国走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适宜”的现代化文明之路。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开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确认。经由“结合”，一方面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有中国当下现实的来源，还应当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在文明交融、文化结合的锻炼中自主生长、自我实现的认识。经由“结合”，我们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自身的旧观念，更新了中国人对于本国的历史意识，有效解释今日中国的成功现实，使我们进一步掌握历史主动；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实际上也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