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上午，“学术中国·2022”开幕式   来自中国社科科学网

【导读】昨天（26日）上午9点，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在“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主题下拉开序幕。在一天半时间内，80位国内顶尖学者、30位国际知名学者、20位青年学者将在开幕式和五个平行论坛中，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来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和时代价值、思考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探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又称“百人论坛”，力邀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全方位展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使之成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重要平台，并将之打造成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品牌。

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于2021年10月14-15日举办，讲堂不少嘉宾参与，讲堂也予以报道。今起陆续报道2022年学术中国上嘉宾观点，以飨听友、读者。

黄平（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多样性、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实践很伟大，理论需深刻。如果理解得更透彻，叙事就更清晰：首先是说事，其次是讲理，最后是论道。

说事：谁来说、对谁说、在哪儿说、怎么说

说事。事不清理不明。我们学者有责任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把中国所发生的事给说清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也是特别重要的）几千年历史的延续性。为什么会延续？怎么延续？除了各学科的分门别类，还有一个谁来说、对谁说、在哪说、怎样说的问题。

谁来说？

在一个越来越信息化，甚至是传媒化时期，说的人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今天的普通人既是听者也是讲者，甚至更印证了当年葛兰西讲的“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同时也像青年马克思说过的，“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的”。今天更多的中国人，正在利用各种平台和渠道，思考着也正在说着中国的事儿。

对谁说？

从建立新中国、获得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解决了近代以来挨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改革，进入新时代，也解决了挨饿问题；现在和下一阶段正在解决挨骂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更是要在世界上解决中国被污名化、妖魔化的问题。这不仅只是一个形象塑造和舆论引导问题，其中首先是对自己人，要把自己的道路和历程的基本事实说清楚，使我们的自信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在哪说？

传统的课堂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等等，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场域。但今天高度信息化，媒体已深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日常生活和每时每刻。所以在哪说也要与时俱进。当年毛泽东讲过，哲学从课堂上书本里解放出来今天变得更加现实，更加迫切。

怎样说？

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70多年来的建设发展，乃至于近代以来甚至3000年、500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延续，究竟怎么说？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在10周年、20周年、30周年，我们也到周边，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讲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外面的听众，也不乏有客观的和理性的来倾听来理解，当然也有人或带偏见，或带傲慢，或是无知，甚至也有利益的考虑而故意不理解、不信任。所以，怎么说就变得很关键，仅凭事实的罗列未必就总能胜于雄辩。

讲理：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水平三关联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讲理。在说事的基础上，讲理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议题设置，第二规则制定，第三话语水平。

如果议题已提前设好，规则也已事先定好，就只能在狭义的语言层面、表述层面、修辞层面去讲去辩，也未必会很有效。但如把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表述这三个层面综合起来、协调起来、统一起来，就有一个从语词到概念，从命题到逻辑，最后从理论到思想的内在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修辞、文风、语言不重要，对普通群众、广大青年，逻辑清楚、语言明白，就更容易入脑入心。

论道：特殊性、普遍性、优越性三递进

第三个层面就是论道。在讲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论道。一者事情说不完，所以需要讲理；二者，讲理，也有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所以需要论道。事和理背后的道是什么？怎么论道，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需要的。一方面事不清则理不明，理不明则道不通，另一方面无理则事说不清，无道则理讲不顺。

今天我们要论述怎么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怎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确保文化多样性，并实现文明互鉴，就有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这里也有三个层面。

其一，特殊性。

中国的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当然一定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当年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就是因为不能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就会带来灾难。从那以后我们也一直强调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如果脱离自己的特色，要么走不顺，要么不再成其为自己。

其二，普遍性。

如果我们的发展仅仅是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再成功，那也可以被说成仅仅是一个特例而已。中国确实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这就具有普遍性，具有参考性乃至于推广性。本来任何特殊性中也都包含着普遍性，尽管中国一直坚持不把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和治理模式强加给别国别人，这既是对别国别人的尊重，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遵守，也是对自己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审慎，同时还是对优良传统文化的守护。但不意味着特殊性里没有普遍性。

其三，优越性。

中国式发展有没有优越性？从四个自信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涵盖的个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越强。以此来看中国5000年、3000年一路走到今天，尽管也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战争磨难，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形态，它既延绵不绝，还不断创新。不仅是体现在发展速度、规模、势头上，而且还呈现于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它所体现的包容性与亲和力，包括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亲情、互助、团结，在社会层面的彼此认同，社区安全和凝聚力、坚韧性，这些东西比起那些看得见的“发展指标”，甚至还更重要，也更关键。

客观地说，经济发展一定有快有慢，生活水平也一定有高有低，社会差距也一定会时大时小，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会总会层出不穷。用邓小平同志当初的话说，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多。所以，论道不只是在现象、经验、观察层面去说事，也不仅是各个学科层面去讲理，更要将普遍性的原理，自己弄懂，也对人阐明。

例如现在讲的“两个结合”，我个人的学习体会，第一个结合，是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再生和新生。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它也可能或者曾经被教条化，或者被污名化，从而失去影响力。那它为什么却在中国获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即使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它也可以躺在博物馆里，或者被那些主张复古、倒退、复辟的人作为陈旧的东西而变味，但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展中得到了激活与弘扬？这是论道所需要回答的大问题。

再说到文化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这两个多样性是人类得以生存、延续、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即使是小的文化，也包含着它们生存、存在和发展的道理。所以文明交流、碰撞、互鉴，是我们走合作共赢，并最后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建设成为命运共同体之大道的前提。

（李念据线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柴俊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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