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核集团快堆首席专家、国家能源快堆工程研发（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徐銤第一次听说了快堆这一国际前沿课题。

3年后，他正式进入快堆的科研队伍。“1964年，我国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高浓铀十分紧缺，但周恩来总理还是特批了50公斤浓缩铀用于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徐銤告诉记者说，“1970年6月29日夜里11点多，零功率装置达到临界。那天正好我值班，大家激动啊……”

虽然“零功率”并不是绝对没有功率，只是功率低于100瓦，但就是这小小一步，却让快堆就像中子一样在他的心中不断地裂变增殖，再也停不下来了。

▲中国实验快堆模型

如今，我国第一座实验快堆巍然耸立在核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西南角。它标志着我国第四代核反应堆建设的第一步已经成功迈过。我国快堆工程发展的第二步——示范快堆，作为国家重大核能科技专项，已于2017年12月29日在福建霞浦正式开工。

四兄妹的名字都以化学元素命名

1937年7月，徐銤生下才3个月，宛平城破，卢沟桥事变爆。国难当头，父亲徐戡给他的头生子起了个名字“銤”。“我父亲后来对我说，当时国家要抗战，但既缺钱又缺粮，所以起了个‘銤’字，既有钱，也有米，就是希望国家能强大。”

▲徐銤（右一）一家四口

“銤”在化学元素表上排序76号。徐戡化学造诣颇深，抗战爆发前，在上海水利学校当化学老师。他4个子女的名字都以化学元素命名，小儿子取名“铱”，大女儿叫“铂”，小女儿就叫“铀”。“我父亲有3柜子的化学试剂和烧杯，但日本兵进攻上海时，一颗炸弹把我父亲的书和仪器都炸掉了。”徐銤说，“于是，父亲携家带口逃到扬州，当中学老师。后来日军又占领了扬州，父亲怕日本人逼他去做炸药，就在公开场合故意‘手抖’，拿不了试管，于是改当了数学教师。”

父亲对化学的爱好，在徐銤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他3岁起就学父亲样，用加了墨汁的水在烧杯里倒来倒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买不到雪花膏，父亲就从玉簪花里萃取香精，让孩子们把干净的雪捧进盆里化水，然后再做成雪花膏。

“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徐銤对记者说。1955年他高考时，清华大学希望他去读工程物理系，徐銤以为这是“做工程的”，说没兴趣。还是父亲告诉他：“工程物理是为国家研究核工程的。中国要是没有核武器，就要被人家欺负。”这一句话，点醒了徐銤。

这一届的清华本科读了6年，1961年，徐銤走进了601所。当时601所汇聚了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王承书等一代领军人物，徐銤不仅亲见他们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身影，还听过他们不少教诲，深受感染。

在四川夹江度过最艰难的科研生涯

成功的路上总是遍布荆棘，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1971年，一道调令，将快堆的30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从京郊房山调往四川夹江，一去16年。“这16年，是我科研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徐銤坦诚道。

当时正值“文革动乱”，科研也没有了项目。老专家戴传曾悄悄叮嘱徐銤说，“你千万别把快堆的事情放掉，在那里要多多跟踪了解国外的快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这一句话拨云见日，让在夹江的山沟沟里难得见到太阳的徐銤心中豁然开朗。夹江虽然没有食堂，所幸还有个图书馆，这是科技信息的泉眼，为徐銤连接起了北京和世界。山里木头多，别人无所事事买木头打家具，他却拉着核燃料元件组的同事整天钻图书馆研究快堆的文献。在那里，徐銤他们竟然还进行了快堆最初的理论设计和工程设计，做了一个快堆的简易模型。

让徐銤最痛心的，不是夹江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一大批同事因各种原因离去。最初的300多人只剩下108人。80年代初，徐銤自己也曾有一个可以去竞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位的好机会，但他没有动心。他对同事和家人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快堆呢？在我国科研经费匮乏、高浓铀十分紧缺的时候，周总理曾特批50公斤高浓铀给我们做实验。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如果不取得像样的研究成果，我是不会离开的。”

正是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托起了中国的快堆。1986年的春天，徐銤奉召来到北京，参与国家“863”高技术项目的申报。当徐銤代表快堆项目汇报时，他从理论设计到工程设计，厚积薄发地娓娓道来，赢得了一致公认的好评，快堆因此列入了“863”国家科研计划，终于上马了。

作者：郑蔚

实习编辑：罗娜

编辑：付鑫鑫

责任编辑：王星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