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如何理解这段内容的重要意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补偿有什么内在联系？

靳乐山（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生态保护政策工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法律规制，一类是经济激励。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同样是经济激励手段，目标都是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不同点在于，目前，多数生态补偿资金来自各级财政资金，尤其是中央财政资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着眼点是从市场的角度推动生态保护，激励更多的社会面资金投入生态保护中。

上述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错。去年以来，《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发布，强调推行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同时提出生态补偿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这时，两者是有交叉乃至重合的，要求我们应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比如水权、碳权、排污权等，引导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多元化的补偿。

文汇报：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与其他生态保护手段相比，它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哪里？有哪些特殊性？除了“新安江模式”，还有没有其他模式？

靳乐山：横向的生态补偿对上下游都是有利的，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将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直接联系起来，帮助上游促进污染预防治理，帮助下游节省污染治理成本。与自上而下或者罚款等手段相比，提供方和需求方联系得更加紧密，责任和义务也规定得更加明确——我要干净的水，你提供了我就付钱，提供不了就不给你钱，污染了你还要赔钱，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赔偿，更能调动双方的积极性。

它体现了鲜明的“在地性”。碳汇在碳市场谁都可以买，而流域是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一定要考虑到地方的流域特点以及上下游各自的诉求。国家也鼓励各地积极地去探索，所以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模式：新安江是上下游对赌的模式；闽江是上下游共建的模式；还有浙江金华与磐安、四川阿坝与成都，双方在下游共建产业园，探索异地开发。

文汇报：从公布的数据上看，流域生态补偿施行后，新安江等流域水质的确有所提升。当成效显现后，当地的生态补偿还应解决哪些关键点？

靳乐山：“对赌模式”持续了10年，新安江水质逐年提高，生态补偿成效已经显现。此时，上下游提供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应当探索“对赌模式”的升级版，因为它昔日的主要矛盾（水质）已经解决，过去的次要矛盾（发展）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上游要在环保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实现绿色发展，这需要上下游共同推进。从生态补偿，到生态共建共享共治，再到社会经济领域全面的一体化，合作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范围会越来越广阔。

此外，在水质触及天花板之时，应注意水质的稳定，十年之功来之不易，这是大前提，哪怕不见得提升，至少不要变坏。

要做到这些，需要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在国家越来越强调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以地方为主”的背景下，只有流域内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上下游政府对“双方均在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等问题统一认识，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稳定性、长效性才能得到保障。

文汇报：多元参与、从市场角度推动生态补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靳乐山：还是需要一套市场化多元化参与的成熟机制。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共识，下一步应让生态产品发挥切实的经济作用。

湿地银行是个很好的例子，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占用湿地资源，如果不得不占用，需要购买湿地信用。而有一些企业，能够通过修复湿地等行动获得或者说“生产”湿地信用。在交易过程中，湿地从整体上获得了保护，社会面参与到生态补偿行动中，而政府并未花一分钱。

目前，各地也逐步进行了一些探索，下一步要总结归纳各地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文汇报：在流域生态补偿中，需要考虑水量因素吗？

靳乐山：水质和水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北方水资源相对短缺，可以将水质和水量同步纳入考虑。

在南方，流域生态补偿的经验更加丰富。之前，由于南方河流水量不成问题，主要考虑水质，但一旦水量成问题的时候，在流域上下游补偿的协议里边，水量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并在气象上的丰水年和枯水年设定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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