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李一氓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后即出任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书记，常驻维也纳。这个位子，大体说来，算“闲职”，李一氓在给何方的信里说自己是去做“游仙”。

那时，陈乐民是李一氓的属下，他后来在《氓公的风格》一文中回忆：李一氓“带着我们三四个人。我们每天工作、生活在一起……氓公是老一代的革命家，但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他读书甚多，尤喜线装书……他也看外国书，在维也纳常去旧书店走走看看。我们那一摊还做些关于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氓公和我们几个人一样分担一个题目，认真地读书做笔记、剪贴报纸。他分工研究英国工党……”

上个月，我见人家卖的旧书里有一本英文的，就买下了，书的扉页上有用钢笔写的几个字——“李一氓1955维也纳”。书名叫《英国政治体制》（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作者约翰·高兰（John Gollan），他跟李一氓倒是有些关系的。李一氓五十年代初曾译过一本小册子，是约翰·伊顿著《英国工党的假社会主义》，翻译此书的缘由李一氓晚年在回忆录里写过：“那是1951年初，我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遇见英国《工人日报》的副总编辑高兰（John Gollan），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作为英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到这本书才在伦敦出版，我向他讨了一本。”这样看，高兰可说是李一氓的旧识了。《英国政治体制》1954年出版于伦敦，次年李一氓就在维也纳读了，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有研究英国工党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也因为书是友人所著罢。

书的主人读得很仔细，画线、标注，有时候一页上批了几种颜色的字，“丹黄烂然”。不过，多数标注都是用汉字注出英文词的意思。应该承认，假如这些词对这位读者来说都是生词的话，那他的英文水平不算高，而那些中文字似乎又确是出自李一氓之手。

李一氓青年时代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读过书，1929年到1930年，李一氓曾连续翻译了几本小书：《新俄诗选》《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其中第一、第三种是郭沫若帮忙校订的。李一氓后来说：“搞这些翻译工作，当时有两个困难：一是英语的文字水平不高，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极为贫乏。”

李一氓的这些说法，或许不完全是谦辞。但1955年他已五十三岁，仍肯下那么大的力气读书，我总觉得，是件了不起的事；在人前表现自己如何饱读诗书，跟在人后老老实实“丹铅事点勘”，究竟是不同的。陈乐民说李一氓是个读书人，大抵不错。当然，不晓得什么原因，那本《英国政治体制》他只读了前四章，后面的就没读了。再认真的读书人也不一定要把每本书都读完，正常。

作者：刘铮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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