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公开订正自己论著中的一个错误，文章说：“人们为裘先生叫好，既表达了对老先生自我批评精神的敬佩，也透露出对健康学术批评生态的渴盼。”（杜羽《多一些“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

裘先生是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一大权威，不仅学问高，风格也高。同他的高风亮节形成对比的是，据说有些学者不仅从来不肯做自我批评，即使明显出错被别人批评一下，也会大光其火，跳将起来。老虎屁股摸不得，有时连猫也是摸不得的。

其实人非神圣，孰能无错。鲁迅先生自是一流高手，却也曾出过几次错：有一次引用古人之诗，仅凭记忆，张冠李戴；有一次将自己的旧体诗写成条幅赠人，用干支纪年，弄错了一年；又有一次提到一位当代人物，因为误信传言，说其人已成“古人”也就是已经去世了，而其实人家活得好好的……一旦发现，他总是立即认错订正，批评自己，态度坦诚，用词毫不留情甚至相当锋利。至于在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中，出点错，概率更是比较大的。

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是小时候：从什么都不会、不懂，不过几年功夫，走路，说话，吃饭……就全会了，也懂得不少道理。原因无非是认真听大人说话，有错就改。小学生做作业，订正错误，从不打折扣。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大抵也没有不听老师批评的。所以这时进步也很快。如果他自以为是，一遇批评便跳将起来，有错不肯改，那他就完了。

可惜等到有了相当的年纪、头衔和地位以后，肯认错并加以改正的好习惯，就不免要打些折扣，甚至荡然无存，于是进步也就慢了。幸而仍有认错的高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裘先生是我的老师，但没有给我们文学专业上过课，平时也没有什么接触。在北大青年教师的宿舍楼里，我听到过一次他在洗衣房里边洗衣服边唱京剧现代戏的一个唱段，浑厚高亢，不同凡响，正在同我聊天的留校高班学长介绍说：“这是老裘，他嗓子真好。”印象更深的是1967年，我们已经读完五年而且又“留校闹革命”闹了一年，仍然走不了，大家都有点慌神了，稍后听说可以领到工资——那时给我们发钱的正是裘老师。他非常准时、准确，把一叠叠钱分发给我们时，一定要我们当面点清，“别弄错了！”态度相当严肃，像是要我们做一份什么作业似的。他从没有发错过。那时按周总理的指示，给我们这种史无前例的“大七”学生发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整，同“文革”前大学毕业生工作后转正前的待遇一样。

我们领了大半年这样的工资，终于得以走出“庙小神灵大”的母校，到广阔天地里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裘老师，中间听说他走出北大去了复旦——到最近又得知他的嗓音仍然高亢，不同凡响。岁月不居，不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作者：顾农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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