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批评家必须揭开文学作品的神秘面纱，为之祛魅？他们为何坚信文字总在隐瞒某种真相，而自己的任务就是揭示未被言说或遭压抑之物？《批判的限度》是《文学之用》《现代性的性别》作者芮塔·菲尔斯基的代表力作，挑战文学研究领域的主导阐释模式——批判，从哲学、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探索批判的边界，揭示批判的盲点，引领读者深入思考批判的本质和意义，激发读者挖掘更具创造性与多样性的阅读、批判实践。

菲尔斯基将“批判”作为一种文类、一种思潮，通过追踪众多思想家、批评家的经典文论中共有的论证模式，为我们探究艺术作品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路径。菲尔斯基认为批判将诸多可能的阅读模式排除在外，且并不能确保会产出严谨或激进的思想。她提出，文学学者应尝试她所称的“后批判阅读”，无须再如侦探般在文本背后搜寻隐藏的原因或动机，而是要将自己置于文本之前，探索文本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本书中，菲尔斯基妙语连珠，以精妙的论证为读者亲身展现了优秀文学批评的魅力。

《批判的限度》

[美]芮塔·菲尔斯基 著

但汉松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探索文本蕴含的无限可能

本书讨论的是怀疑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即作为情绪和方法，怀疑无处不在。它试图阐明从事“批判”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以及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这里，我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创造的一个词中找到了方向，并用这个概念来代表现代思想的精神。利科认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深信激进主义不只是行动或论点，也是一种阐释。社会批评家当前的任务是揭露隐藏的真相，引出他人所未见的刺耳和反直觉的意义。现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激进阅读模式，即利科所说的怀疑阐释学。

我将在下文对利科的这个词进行仔细研究，以廓清它与当前文学批评史的共鸣之处和相关性。这个词虽然是利科为了描述过去的思想史而生造的，但似乎特别具有预见性，它体现了我们当代人的情绪。即使最老实本分的研究生也非常清楚，文本不会主动展现自身的意义，而且表面的内容掩盖了更为难解或凶险的真相。批评家抓住优势，逆向阅读，寻找言外之意；他们自封的任务是找出文本的盲点（或文本故意视而不见的东西）。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阅读方式，但利科的术语体现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情感，以及一种易于辨识的思想形态。因此，它使我们能够辨别出那些通常大异其趣的理论方法之间的共性：意识形态批判vs.福柯式历史主义，强力谴责vs.以更温文尔雅的方式去“找茬”或引发质疑。此外，这种情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英文系的范围。当人类学家揭示先辈的帝国主义观念时，当艺术史学家描画权力和统治之间的隐形角力时，当法律学者抨击法律的中立性以暴露其隐藏的议题时，他们都选择了一种以祛魅为精神驱动力的阐释风格。

我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而是要重新描述这种思维风格：我要对常见的实践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以求更清楚地认识批评家如何阅读，以及为什么阅读。虽然怀疑阐释学在宗教研究、哲学、思想史等相关领域已有充分讨论，但利科的这个术语从未在文学批评中广为流传，因为批评家更愿意将自己从事的工作视为“批判”(由于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愈发不满，所以它开始逐渐进入批评的对话)。如下文所示，批判的概念意涵有不同的深浅色调，但它有如下几点要素：具有一种怀疑或彻底反对的精神，强调其面对专横的社会压迫时会身处险境，主张自己从事的是某种激进的思想和（或）政治工作，以及假定凡是非批评性的东西就必定缺乏批判性。在后文中，我将力图重新表述和思考这些假定，有时还会予以驳斥。

对重估批判而言，更名的举动——将批判重新描述为一种怀疑的阐释学——至关重要。利科的这个术语让我们对很多不同的批评实践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些实践往往被归入批判的范畴：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批判、福柯式历史主义，以及各种在文本中嗅寻越界或抵抗的蛛丝马迹的批评方法。这些实践以不同的方式，将一种表现为戒备、疏离和谨慎的态度（即怀疑），与可辨识的批评传统（即阐释学）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批判既关乎哲学或政治，也涉及情感和修辞。如果我们仅仅把批判视为一系列命题或思想论断，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一旦以这种方式重新描述批判，就可以把它放到怀疑式阐释的大历史中，从而降低其特殊性。例如，在下文中，我们将遇到目光如炬、追猎罪犯的侦探，也会遇到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这种人看重的是隐藏的可疑动机，对科学数据嗤之以鼻）。我们可以断定：在此种情况下，怀疑的目的并不是表达反对或实现变革。简言之，本书的初衷是要破除批判为自身假定的内在严谨性或固有的激进色彩，从而将怀疑式阅读的实践去本质化——并由此让文学研究跳出窠臼，得以选择更广泛的情感风格和论证模式。

同时，本书并不会提供一部关于怀疑式阐释的通史（这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着眼于过去四十年来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修辞，重点讨论美国的情况。我应该事先解释一下，本书所凭借的也不是对几部经典作品的细读。已经有诸多论著细致讨论了马克思、福柯或巴特勒理论中批判的利与弊，同时始终保持在“批判性思维”的视野内。我感兴趣的是另一类问题：为什么批判是一种如此有魅力的思维模式？为什么很难摆脱它的轨道？它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隐含的故事线？它如何在空间上引导读者？它在哪些方面构成了一种整体的知性情绪或秉性？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涉猎不同文本，并进入文本之内，因为某些入门级教科书或初级读本和那些经典论文一样具有启发性。我不会总结某个思想家的作品，而是去追踪共有的论证模式，因为它们会反复出现在不同领域。本书的重点是将批判作为一种文类、一种思潮——作为一种超个人的普遍现象，而不是少数思想大家的奇思妙想。

我曾打算将此书标题定为“阐释的恶魔”——这个词借用自史蒂文·马库斯关于弗洛伊德方法的一篇绝佳文章——但最终我发现，这样的书名会传递错误的信息。阐释并非总那么邪恶——只是有时候如此！我们应该避免把怀疑式阐释与阐释本身混为一谈，避免将前者的所有罪责都转嫁给后者。如果这样做，那就是大大冤枉了丰富多样的文本（包括各种神圣和世俗的文本）解读史。困扰文学研究的并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如葛藤般野蛮生长的强批判这种分析风格，因为它排挤了其他形式的智识生活。阐释不一定意味着对文本横行霸道，施以象征性暴力，进行责难苛责，或在文本之上加盖唯一的“玄学”真理。总之，阐释并不是炫肌肉的男性气概表演，尽管它常被误认为是这样。我不会加入反对阐释学的阵营［德勒兹和瓜塔里将阐释学戏称为“阐释病”，仿佛阐释的欲望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疾病，或是精神上的病态］。阐释仅仅是指许多可能的方法，它们试图弄清楚某件事情的含义及其重要性——这种活动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向终结。我们不需要抛弃阐释，而是要重新激活和重新想象它。

这样的重新想象会采取何种形式呢？由于本书加入了一场关于文学研究的未来的热烈讨论，因此最好从一开始就勾勒出几个前提原则。即使在怀疑式阅读的鼎盛时期，也一直有一群逆流而动的批评家，他们的工作更倾向于审美的传统，既有细致（有时也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评论和赏析，同时也公开反对那种偏社会学、偏理论或偏哲学的论证。我的方法颇为不同。例如，本书并没有站在“新形式主义”“新审美主义”或“新伦理学”的旗帜下去反抗社会意义；近年来，在重估批判的潮流中，常常能听到那些让人激动的旗帜字眼。我并不主张重美学、轻政治，不会大谈特谈文学所体现的激进强硬的他者性，也不试图从那些天真烂漫的读者怀中夺走批判。相反，我认为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二元对立所造成的假象：相信文学的“社会”属性（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文学存在一些社会属性）可以从其“纯文学”属性中剥离出来。不要再划分楚河汉界！正如最后一章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作品难免带有社会性、交际性、关联性、世俗性和内在性，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炽热、非凡、崇高、特殊，这两方面并行不悖。艺术作品的独异性和社交性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彼此对立。

由此可见，我们没有理由哀叹社会世界对艺术的“入侵”。（这个世界何时在艺术中缺席过？）通常情况下，艺术作品是与其他文本、物、人和机构相关联的，这种关系可以体现为依赖、卷入和互动。它们受到征召，纠缠嵌套，卷入交战。但是，我们要质疑那些维系批判逻辑的思想捷径和“帽中变兔”的类比——譬如，批评家对文学作品做出一番得意的细读，认为这证明了文本要么是在大胆地颠覆现状，要么是在怯懦地维系它。文本被解码为一种症候、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或是某个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对立面——仿佛存在两两对应的本质系统，将文本嵌入支配力量的整体穹盖，就像中世纪的宇宙论，认为万事万物都相互联结。然而，政治上的联系和影响并不是内在的，也没有隐藏在文本错综复杂的褶皱中；相反，它们来自关联和中介，必须加以追踪和描述才能知其端倪。我们殚精竭虑地四处寻找，以期发现关于行动者、团体、集合和网络的详细记述，从而证明这种主张。因果联系的证据在哪里？如何去耐心拼合出转译、协商和影响的轨迹？政治是许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而不仅仅是一方的问题。

那情绪呢？一些学者感叹周围有太多的愤世嫉俗和消极情绪，它们令人沮丧，因此这些学者敦促我们要在学术生活中给希望、乐观和积极的情感创造更多的空间。虽然我部分赞同这种观点，但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是关于“积极思维”的鼓劲演说。我不会提出什么激昂的劝诫，让大家保持快乐的微笑，永远看到生活光明的一面。学术界往往是那些潦倒失意者的避风港，也容留了很多“怪咖”和不合群者。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捍卫那些满腹牢骚者的权利吧！限制批判，并不是要把某种单一的情绪强加给批评家，而是要让批评家尽力提高对文本多样化情绪的接受能力。用尼古拉斯·康普里迪斯的话来说，“接受性”指的是我们愿意向文本“敞开”，让自己被所读的东西影响、震动、取悦。然而在这里，怀疑的铁丝网挡住了我们，把我们封闭起来，因为我们需要时刻防范所读的文字，唯恐文本会污染和打动我们。批评家手持盾牌前进，扫视前方可能的攻击者，害怕被骗或上当。批评家时而苛刻地审视别人，时而这样审视自我，从而将自己与知识和经验的诸多可能性隔绝开来。

在最后一章，我大致描绘了一种替代模式，并称之为“后批判阅读”(我也对“后”字有点厌倦了，但就提出的方向而言，我想不到更合适的说法了)。与其在文本背后寻找——寻找隐藏的原因、决定性的条件和有害的动机——我们或许更应该把自己放在文本前面，反思它所揭示和召唤的，反思它让事物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不是唯心主义、唯美主义或魔幻思维，而是一种（姗姗来迟的）认识——它承认文本作为合作行动者的地位：文本是具有改变力的，是可以让某些事情发生的。除了布鲁诺·拉图尔那些令人振奋的重要论述，还有来自法国的新批评，如玛丽埃尔·马瑟和伊夫·西顿，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将阅读视为行动者之间的共同生产，而不是对显性意义的揭示，将阅读视为一种创造的形式，而不是对创造的撤销。一旦接受并理解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能动性——而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隐秘社会力量的宠臣，或是反抗的英雄——我们就一定会以新的方式来定位批评的任务。如果要更公允地看待文学的所作所为，以及这种作为的重要性，那么这种转变就迫在眉睫。归根结底，要打的赌是，是否可以扩展批评的情绪，同时接受更丰富的批评方法。为什么——即使我们赞美多元性、差异性、混杂性——批评的情感类型会如此有限？为什么关于敌人，我们能高谈阔论，对深爱的事物，却如此耻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