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儒生：章太炎传》是一本关于章太炎的传记。革命者与儒生这两种身份，在章太炎身上兼具且互补。

作者以章太炎作为叙事基点，重塑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聚焦传统士绅与革命先觉者，爬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诸多大事，讨论了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的核心关怀、思想来源，梳理了其与政治、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作者行文力求通俗简洁，有机地呈现了章氏一生的思想与行事，并借此展现清末民初的思潮涌动及文人政客群像。

《革命儒生：章太炎传》

王 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评价章太炎的一生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需要将他置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中来审视。这既要对人物本身的生平、思想与事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又要宏观把握时代的整体面貌。评价章太炎，同样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遭遇亘古未有的变局与危局，中国传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首先，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猛烈冲击。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比较具有稳定性与广泛性的小农经济，农民一方面通过精耕细作来生产粮食，另一方面从事家庭手工业与副业活动。此外，随着建立起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一统政权，各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且便捷，形成以地方市镇为代表的区域性市场，以及具有全国联系的、更为广泛的经济网络。这些因素促进了各地商品与经济作物的流通，提升了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纵观中国历史，小农经济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儒家思想得以传播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加上后来的日本)用武力向中国输入资本主义，中国广大农村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下，外国纺织品大量流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许多以丝织为业的农民经济上趋于破产，生计维艰。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的下游环节，中国的农业被卷入全球市场之中，农产品价格逐渐被资本主义列强操控，这对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极大损害。同时，由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列强获得内河航运权与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的权利，造成大量洋货倾销至中国，中国的资金不断外流。与此相关，由于缺少国家有力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难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力量相抗衡。总之，中国的经济状况愈发严峻，中国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状况越来越差。

此外，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制度体系。在社会层面，主要是以宗族、宗法、礼教为核心的乡里秩序。这一秩序的伦理准则包括诸如长幼有序、敬宗收族、老有所养、幼有所安、守望相助、劝耕兴学等内容。在政治层面，自秦朝废封建、行郡县以来，郡县制维系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证中央政令能直达地方，地方信息得以反馈中央。全国范围内有一套颇为完备的官僚系统。虽然它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但在正常运作时，大体上能制定出比较合理而客观的政策，并实施于四方。在官员选拔上，《韩非子》里主张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成为历代铨选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推广，形成一套具有客观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流动的选拔机制，让各地具备政治才干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保证执政集团能够周知民情、更新换代。

这套制度体系在近代列强的威胁下显得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凋敝，乡里秩序面临解体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长期师从章太炎，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吴承仕就指出：“五伦的相对性，亦可应用于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么？在资本家御用的经济学者看来，资劳两方，当然是对等的契约关系——即朋友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资本家是支配者，劳动者是被支配者，资本家是剥削者，劳动者是被剥削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其君臣关系的强化程度——所谓生杀予夺之权，且非宗法封建时代所能及其万一。”乡村秩序解体的后果，一是出现大量对农民巧取豪夺的土豪劣绅，二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要么进入城市沦为底层劳工，要么成为行走于江湖上的流民、会党，要么被迫加入军阀武装，成为军阀混战中的炮灰。

在政治制度方面，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汲取与宣传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经济与军事力量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资本家在政府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国家全力支持殖民扩张活动，掠夺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根据今天的研究，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就已经筹划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占据一块区域，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模式照搬到中国来。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政治讲求低成本、低赋税的稳定，强调“君民不相扰”，在“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下，组织与动员能力非常有限。此外，清中叶以后，政治风气越来越败坏，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官吏贪污与滥权，而官僚系统内部却缺乏根治这些弊病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如洪亮吉、龚自珍、沈垚等，都已十分深刻地揭示了清王朝的衰颓之像。正如钱穆指出的，即便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按照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率，清王朝也已渐渐步入末世。在此局面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很难有效抵御外侮，必须对之进行改弦更张。更有甚者，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高度依赖官僚与士绅的合作，由此形成的对广大农民的支配与剥削，在近代农村经济破产的背景下显得愈发严酷，其压迫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致使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让中国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首先，必须要让中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抵御东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其次，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吸收一切能让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富强、民生充裕的域外学说，而非恪守旧章、食古不化，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最后，小农经济的解体及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的文化形式也随之出现。这就要求中国传统高度依赖皇权与绅权的情形必须有所改变，中国传统需要被赋予更多平民的、大众的色彩，使传统当中的合理内核成为新的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沦为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代名词。

这就是章太炎生活的时代。正如姜义华老师所论：“近代中国，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所面临的也正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是需要文化学术方面的巨人，并产生这样的巨人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条件与时代要求的内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不一样。环境的急变，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容许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在安静的书斋中以充裕的时间，从容地进行研究与创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处在时代运动的激流中，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从而得以在多方面作出贡献。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近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困局与危局，激发时贤深入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究近代世界的基本面貌，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作为一位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者，作为一位立志于让中国传统重焕新生的学者，章太炎无惧艰辛，上下求索，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