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人声鼎沸的基隆码头陷入停滞，随着基隆港的衰落，码头工人一步步沦为全球化“弃民”。伴随生存困境而来的，还有“男子气概”的失落，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情感纽带的断裂。

被时代抛弃的码头装卸工人、入不敷出的大货车司机、饱经风霜的茶店仔阿姨、失语返家的父亲……人类学学者魏明毅走进基隆的日与夜，倾听他们的诉说，并不断叩问这静寂背后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

《静寂工人：码头日与夜》》

魏明毅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他们与我们

公众对于劳工的想象，大多来自就业、失业、薪资、生活水平此类经济统计数据，以及文字和影像所描绘的典型劳动身影，而这些所共构出的是“劳、苦、底层”的意象，即低技术、以辛苦劳动换取工资、处于单调贫乏生活情境的劳工图像。在此类图像里，自然有着描绘者对于劳工的同情与其他情感，但同时存在着想当然尔的叙事：劳工被想象或认定为特殊的、自外于主流、中产或精英阶级的群体；他们被视为贫乏的他者，其细致丰富且充满文化意义的生命世界遭到曲解；其“底层”状态被归因于工人在经济市场中不利的劳动条件。

此种过度化约的视野，对于国际政经力量所架设的时代背景视而不见，关键性地遗漏了社会历史在此间所施展的力道，使得码头劳工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情境，被化约成无差别、无历史性的劳工特性。末了，劳工集体的底层与苦境，便不证自明地被评断为无价值，并被拨入历史的隐沟里。

表面上，基隆码头工人确实不再为“现代”所需，但更真切来说，他们只是恰巧在该时代先被连接、后被挂断，那是新自由主义“理性”所带来的过程及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政经逻辑连同地方文化，深深掘出这群男性劳工的苦境，造就他们集体退无可退的位置。当地自2000年代初连年居高不下的男性自杀率也许部分揭示出，面对全球政经体系、当局及地方文化共同造就的社会变迁，决然离世成为这群码头工人所采取的沉默的回应行动；讽刺的是，该行动避免了社会冲突，成全了新舞台的完成，以及维系了连接与挂断变动历程中的稳定。

基隆港城是中国台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各地方社会的缩影，映现出在新自由主义下必然遭逢的苦境。紧随码头装卸工人之后，会有货柜车司机、中产阶级，以及更多群体的消失，这些劳工依序被界定为结构性失业，仅是跨国供应链在不同时点进出不同地方社会的结果；基隆港城与台湾地区其他地方的差别，不过是历史时序上的不同而已。在全球化的情境里，码头工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不会是单一、偶发、特殊的；那样的故事，会在不同的历史时点，以不同却相似的样貌发生。

今日，岛上各地惊人一致地朝向观光化发展。政策制定者放弃独立而深刻的思考，全然绕着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打转。台面上可见的总是某些新群体在历史舞台上活跃闪亮，然而，在“连接”之后的第二回合“挂断”下，新群体被集体挥赶下舞台的结局早已等待着。如同码头工人在1970及1980年代即将进入底层前的缤纷一样，此刻暂时的繁华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重复上演的冷血戏码。

虽然这样的戏码和结局看似必然悲观，但基隆港城的过去与现在，实可照见不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国际经济市场引动灾难危机，但政策的制定与地方社会文化才是决定灾难的程度，甚至转化危机的关键机制。跨国供应链或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对地方社会造成影响，部分原因确实是外来政经力量的进入，然而，如何进入、造成什么影响及影响的程度，都取决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与社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