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英]安德鲁·佩蒂格里 著

董俊祺 童桐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就渴望信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最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地方扩展到世界。本书追踪了1400年到1800年四个世纪以来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展示了控制新闻的力量，新闻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会事件中的角色，新闻的娱乐性和时效性，记者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在推开新闻的世界之窗后发生的改变。

今天，在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人们如何在这种信息规模中相互沟通？读者或将在书中得到新的思考。本书荣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

引言：

一切新闻，皆足道也（节选）

1704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着手创办了一份政治期刊——《法国每周评论》，此时的他还未因其伟大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而名声大作；他在后来才发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到目前为止，笛福在许多方面都有涉猎，但经常以失败告终。《评论》也是他为赚钱做的又一尝试。这一次，他做到了。不出几个月，笛福的出版物就找到了新的形式——将围绕时事性话题的单篇文章分期连载，一周发行两到三次。

笛福是幸运的，他创办《评论》的时候正值读者大众迅速增长，时事市场迅猛扩张。笛福自然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时机。在171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上升的新闻出版市场，并且义无反顾，毫不退缩。笛福写道，我们的时代正在见证一场媒体的高度繁荣。他回忆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见过哪段时间有这样铺天盖地的报纸、政府文件和政论文章。人们对新闻的渴望正在改变社会，笛福也乐于处在风口上。 笛福并非唯一一个注意到当时新闻热潮以及似乎是与其相伴随的政治辩论中的恶毒口吻的人。但如果他真觉得这是新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60多年前，英国内战也催生了一股宣传册、新闻报道和讽刺性政论的潮流。第一批大陆报纸创办于40年前。早在笛福之前，甚至在报纸诞生之前，在谚语中就可以看到对新闻的渴望。“怎么样，有什么新闻么？”这种常见的英国式问候经常出现在伦敦的舞台上。旅行者可以购买写有必要词汇的短语书，因此他们也可以加入谈话 ：“你有什么新闻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西班牙有什么新闻？”

新闻最初成为一件商品，并非起于笛福的伦敦，甚至并非始于报纸的发明，而是更早 ：在1450年到1530年的八十年间，紧随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段技术创新的时期，出版商们开始尝试新的图书形式，远比早先主导手抄本市场的神学和学术文本简短、便宜。这些小册子和传单为业已存在的新闻需求转变为大众市场创造了机会。新闻得以首次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本书回溯了欧洲新闻市场在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四个世纪间的发展，讲述了这一变革。它承前于中世纪（彼时新闻是政治精英的特权）以来商业新闻市场的发展。四百年后，新闻开始在大众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新闻出版物不仅为正在展开的事件提供日复一日的记述，而且就塑造这些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众传媒时代即将到来。

信任信使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人们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新闻。11世纪在地形崎岖的威尔士乡村有两个修道院，彼此相距一百英里，每隔两年它们会交换信使到对方的修道院住一星期以分享新闻。

这个存在于都铎编年史中的故事，说明了早期信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世纪的前人们对于那些他们获取到的书面形式的信息有着很深质疑。他们丝毫没有把握写下来的比嘴上说的可信度更高。恰恰相反：一条新闻的可信度来自这条新闻发布者的名誉和声望。所以，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或者信使口头传达的新闻要远比一篇匿名书面报道更有可能被人相信。这一古老的传统——对报道的信任依托于讲述者的信用——持久地影响了对新闻报道的态度。但是这个早期的新闻世界不易被重构。口头报道为历史学家留下过少的研究线索：研究早期的新闻史就是要将残余和片断给整合起来。

克莱尔沃的伯尔纳铎，是西多会的缔造者，身处中世纪欧洲最庞大的新闻关系网的中心。那些去法国东部的克莱尔沃拜访的人会给他带去他们旅途中的见闻，有时也会在离开的时候带着他的信件。我们异常清楚伯尔纳铎的新闻网络，因为他有500多封信件留存下来。但在某些方面伯尔纳铎也特别具有中世纪新闻世界的特色。当时，定期获取新闻是权力圈层的特权，只有他们能够负担，也只有他们有办法收集。但即使是对这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特权个体来说，新闻收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些给他们带来消息的人很可能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游历教士为伯尔纳铎带来一次远方的主教选举的信息，他可能是支持其中某位候选人；一位从国外写信回家的使者可能正在尝试去影响政策；商人们则企图从动荡的市场中获利。尤其是商人，对信息的价值以及依据虚假传言行动的危险有着敏锐的意识。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的前两个世纪里，商人既是新闻的主要消费者，又是新闻最可靠的提供者。

即使是在新闻变得更加丰富的16世纪和17世纪，确定新闻报道真实性的问题依然严峻。新闻市场——到了16世纪，它已然是一个真实的市场——充斥着相互矛盾的报道，一些不可思议，一些似是而非：生活、财富，甚至王国的命运，都要取决于是否在正确的信息指导下采取行动。遍及这些篇章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在一开始就被错误报道。1588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起初都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英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一厢情愿的臆想、扩散的恐慌或基于误判的庆祝仪式，总是颠覆最初准确的新闻。只有在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新闻时效才有意义。

这一令人苦恼的悖论开启了新闻分析史的第二阶段：调查确认。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到16世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对敏感信息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老道。骚乱事件的最初征兆会被报道出来，但也会被附上谨慎的意见：“此报道尚未确认”。欧洲统治者们都会为关键事件的首次报道倾注大量财力，但他们经常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先静候第二次或第三次报道。这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对于法国新教徒们而言，听到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的新闻以后，只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这些风雨飘摇的年代，新闻可能关乎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