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全球史》

J.M.罗伯茨、O.A.维斯塔德 著

陈恒、黄公夏等 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人类科学文化史国际委员会策划、出版了七卷本《人类文明史》，叙述了人类历史中各民族国家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成就。这是一部集合世界范围内各学科专家写成的通史。与此不同，1976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莫里斯·罗伯茨以一人之力推出了一部《世界史》，世界范围内超过百万本的销量使它成为经典。这种销量是继《世界史纲》的作者H.G.韦尔斯之后的“第一人”。罗伯特在完成《世界史》第四版的修订后逝世。最近，它的第六版在O.A.维斯塔德教授全面修订、部分增补之后，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四册、八卷的中译本，改题为《企鹅全球史》。

《企鹅全球史》“第六版序言”提到，作者要展示的是“理解族群之间及个体之间如何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又如何变成总是带来多重结果的意义和重要性之网”。因而，《企鹅全球史》描述了世界范围内从史前时代影响至今那些“普遍的、主要的、本质的”因素，同时讨论它们的联结过程。

作者遵循了东西方学界目前能够接受的政治史分期。例如，中译本《企鹅全球史》第一册以“古典时代”为题，包含三卷，展示了史前时代至公元500年左右欧亚大陆的文明衍生和发展。第二册“文明的分化”主要谈到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的多样性展开。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没有占统一地位的文明，但有大量物质技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交流和碰撞；因为技术的发明、大学的兴起、教会的松动等因素，欧洲在1500年大致成为新文明的中心。第三册“大加速时代”主要讨论1500年以后，世界的趋同性和统一性如何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将全球联结成多元一体。在这一时期，虽然存在政治变革、帝国战争和军事扩张，但它们只是支流；“全球经济整合”才是主流。第四册“新纪元”关注被霍布斯鲍姆称为“短世纪”的20世纪。作者认为，“加速”是这一时期尤其是1945年以来的关键词，例如技术革新、观念和生活方式变快。

最终，作者从长时段、大范围、宽视野讨论了人类相互联结的过程，认为三种趋势尤其值得关注：“变化的日益加速，人类经验的日益统一，以及人类控制环境能力的日益增强。”这种加速、统一没有使得作者放弃谈论历史的缓慢、多元。

总体来说，平衡各部分的内容成了这部四册、八卷本著作的一大特色——除了中译本《企鹅全球史》第二册只有264页，其余三册的篇幅都在380页以内。两位作者各有专长，但他们没有在该书中放任各自的专长。罗伯茨以研究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见长，出版了“因杰出的事实精确和坚实判断而广受称赞的”《法国大革命》《欧洲史》等。1953—1954年，他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将研究视域扩展到欧洲史之外。维斯塔德是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以研究冷战史著称，最近出版了《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1950年以后的“冷战”在修订版的《企鹅全球史》中仍然占不多的篇幅。

最新中译本的两位作者各自的专长，有利于解释他们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作为近代史研究专家，罗伯茨认为“大加速”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古典时代，而现代国际关系史专家维斯塔德认为，“大加速”的起源在于地理大发现。在罗伯茨看来，古典时代奠定了西方文化的两大精神：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犹太教的自我反思精神。第一册用几乎一卷的篇幅谈希腊罗马与基督教的兴起和影响。维斯塔德的近代意识让《企鹅全球史》展现了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例如，维斯塔德根据近些年关于基因图谱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补了关于智人的文字，认为从非洲演化而来的尼安德特人是“与我们所属的智人平行发展的”。

说到历史研究，重要的是探求历史现象的发生缘由及其影响。《企鹅全球史》较多谈到气候、人口和技术三个方面给世界进程带来的影响。气候在史前时代乃至今天的生物生存、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比如，气候对地中海沿岸既有限制又有促进作用。至于人口，例如，作者谈到公元1000年对欧洲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北方的移民。谈到技术的重要性，例如作者解释1848至1871年期间革命相对稀少，很大程度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使得政府“镇压革命变得愈发轻松”。技术的更新同样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和社会互动。

当然，在很难对一些现象作具体解释时，作者们也会承认自己的局限。作者用“可能”“或许”“大概”这样的词汇来表明解释的限度。例如，非洲在古代为何影响力下降，“我们说不上来，但极有可能是因为气候发生了变化”。又比如，谈到玛雅文明的灭亡，“要对这一崩溃原因做出解释并不容易”。作者描述历史的广阔图景但又摒弃简单解释的做法，同样见于罗伯茨对BBC历史系列节目“西方的胜利”的解说。他承认，多元解释实际上是邀请读者一起思考，从而达成自己的结论。

近年来，依照主题、跨民族的方式谈论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著作很多。这些著作仍然会落入民族国家的窠臼。比较而言，《企鹅全球史》试图避免这一倾向，因而在第一、二册中花了几章补充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这是它与同类著作相比的另一大特色。作者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中加以理解，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作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认同的关键”。又比如，作者认为：“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比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更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企鹅全球史》没有脚注也不包括尾注，还有它的优美中译文，可以保证流畅的阅读体验。脚注和尾注有利于表明资料或观点的出处，但会破坏叙事的进程。作者没用注释，同样是相信读者的自行注释。不过，《企鹅全球史》是用英语写就的，主要面向英语读者。该书中译本里不多的“译者注”或“编者注”，是充分考虑了中文读者的语境而加的。

归纳起来看，《企鹅全球史》是在向大众传导历史，一部人类交错、互动的历史。吕思勉先生谈到古代人“所以甄综古近，通为一书”，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一部通史的定本。这不是说有了一部定本，例如行销全球的《世界史纲》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不可以再有一部通史。现代历史学家“甄综古近”，是根据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值得关注的事件，追溯历史时间或空间上的人类互动，从而向大众传导一种历史意识。作者的观点是，人类有理智选择的能力，也能承受来自突发状况或自然的压力。“自己的大多数问题基本上是可以解决或可以补救的。”因而，《企鹅全球史》也向自身明示了人类文化朝前进步的态势。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应该“注意安全，多读历史”。《企业全球史》就是一本值得展读的、讲述世界相互联结的通史著作。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欧美史方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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