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

奈保尔的妻子证实了这一消息，奈保尔11日在伦敦安详离世，她表示，“奈保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个巨人。他离开的时候周围都是他所爱的人，他这一生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不懈的努力”。

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55年定居英国，并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居多，主要作品有《通灵的按摩师》《重访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等。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大河湾》《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被列入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名单，《纽约时报》称他为“当世作家之首”。奈保尔也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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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获赠文汇报“特殊”生日礼物

陈熙涵

【导读】2014年上海书展期间，恰逢奈保尔的生日。8月17日晚，文汇报记者送给奈保尔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平日总掩着铁门的小别墅：思南公馆69号，昨晚6点为奈保尔的生日开门迎客。

吹过生日蜡烛，碰过香槟酒杯，趁人们吃蛋糕闲聊的间隙，记者带着8月9日的《文汇报》，走到奈保尔身边。“您好，尊敬的奈保尔爵士。请允许我代表《文汇报》送您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我们文汇报的同事制作的“上海书展特别报道”专版，其中有一个整版介绍了您，并通过介绍您的作品帮助更多的中国读者来了解印度、东南亚、拉美，和让人难以忘怀的非洲。我们将这份报纸送给您，祝您生日快乐！”

安静而沉默的奈保尔抬起头来，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他缓缓地伸手接过报纸，随即低头认真观看。他的目光落在了他年轻时叼着烟斗的黑白小照上，那是他最喜爱的照片之一。1950年，奈保尔以优异成绩获得丰厚的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踌躇满志的他，还没有开始那段遭受地域歧视、种族歧视、贫穷歧视的日子。《文汇报》上选登的正是酷佬奈保尔为数不多的、青春洋溢的、绽放笑容的照片。而这也是他授权英国作家弗伦奇撰写其传记时指定的照片。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终于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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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的第三世界书写

陆建德

读过奈保尔传记的人，往往被他个人奇特的经历所吸引。我倒是以为，通过他的眼睛来认识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长见识的。最近各国媒体都在关注暴发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病毒蔓延，尤其紧张。前几天读V.S.奈保尔根据他2008年到2009年非洲六国行的经历写成的《非洲的假面剧》（郑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注意到一句与埃博拉有关的预言。在科特迪瓦（原象牙海岸）滨海城市阿比让，奈保尔看到上百万巨大的果蝠（又称狐蝠），它们或在城市上空以惊人的速度环飞，或折起双翼把自己紧紧裹起来，悬挂在树枝上，构成怪异的景象。过几天奈保尔到了加蓬，听闻这些果蝠或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可能就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尽管如此，当地人还是喜欢烹食果蝠。于是他一面描写记忆中所见，一面发出警告：“日暮时分阿比让天空中黑压压的蝙蝠不仅是非洲西部视觉艺术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等着扑向人间的一场可怕瘟疫。”　　

瘟疫能够控制，导致瘟疫的饮食习惯却不易改变。说到食用野生动物，很多欧洲人会把它与当地居民的贫穷联系起来。奈保尔不以为然，他在大规模猎食“丛林之肉”的背后看到的则是文化与习俗。在加纳，他不断见到有人手捧烟熏过的动物在街旁售卖，各种各样的动物，从犰狳、食蚁兽到猴子，无所不有：“加纳丛林里的野生动物几乎灭绝，这些人还在想方设法榨出最后一丁点儿。肥沃的土地却撂了荒，无人去耕作。”两句话并立，产生悲剧性的对比。仅靠外部投入的资金还不能使沃土变成农田或牧场。对非洲，奈保尔时常流露出悲观。他的小说《河湾》里有这样一个场景：白人到非洲某地以自身的文明标准建造了聚居地，该国独立后白人撤出，整个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聚居地的房屋慢慢废弃，最终黑人白人都一无所获。　　

奈保尔在英国生活了六十多年，但是他小说和游记类著作往往以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为背景。诺贝尔奖评委会称赞他“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诚实的细致观察融为一体”，道出了这类作品的基本特色。“诚实的”一词原文是“incorruptible”，直译是“不可腐蚀的”，也可以理解为“不为俗见所败坏的”。至于“俗见”的对立面，不妨看看这个例子。奈保尔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和民族允许自己被剥削和摧残？它们性格中的哪些特点允许这一切发生？它们的弱点是什么？人们会发现，它们的弱点依然存在，这些弱点可能来自内部，来自某些民族的局限性，它们文明或文化的局限性。”在后殖民批评和文化相对主义较为流行的年代，这样的提问方式称得上“反潮流”了，甚至是应该回避、禁止的，因此够得上拎出来示众批判的资格。我以为这问答之中就蕴含着奈保尔特有的、几乎是挑衅式的诚实，中国读者也可以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改变受害者思维模式，换个角度提出问题，与自己作对。　　

不断有人说，奈保尔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辩护人，这样的批评并不错，但是也不尽然，如他的《黄金国的失落》（1969年，尚未译出）就揭示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特立尼达殖民过程中的贪婪和残忍。奈保尔曾去好几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访问，出版了几本引起争议的游记，原来一直非常推崇他的爱德华·萨义德几乎为此与他翻了脸，称他的言论“愚蠢之极而且带侮辱性”。其实奈保尔讽刺美国南部各州福音教派版本的基督教，也是不留情面的。萨义德面对美国读者，挞伐奈保尔也无妨，而相关国家的知识分子如学萨义德的样，未见得真正有益于自己的社会。八十多年以前，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认清自己，不要讳疾忌医。这种勇于自知和改作的精神至今依然是宝贵的。“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可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推翻旧政权，但是要真正振兴国家，光大文化，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而且，那些缺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街上贴标语、喊口号的年轻人恐怕说不上来。二战之后，殖民体系逐渐崩溃，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可惜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缺乏对自己文化和行事方式中显现出来的价值观的深刻认识，还是无从谈起的。这或许是奈保尔对有些国家在形式上仿效欧美政治体制、追随“民主”、“自由”持怀疑态度的缘由。《埃尔维拉的选举权》（1958）讽刺的是特立尼达乡村选举，虽是小说，却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入门之作。用奈保尔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出生地只是一个“夹生的社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奈保尔创作的高峰，那段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他诊断“夹生的社会”的用心。当时中国的媒体上关于非洲国家的报道较多，基本上都洋溢着乐观的语调。1968年，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的《非洲的困境》出版，作者试图探讨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依然困难重重的深层次原因。这在当时反殖民运动的政治氛围下有点犯忌。对大多数欧美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原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标志着时代的进步，任何批评非洲国家现状、怀疑它们前景的言论，都有怀恋、维护殖民统治之嫌。但是安德烈斯基在非洲生活过八年，积有大量地方经验，他对一些非洲现象的描写也以“诚实的细致观察”为特点。他坦率指出，有的国家所缺少的，除了技能，还有与现代化转型相适应的习惯，养成习惯，往往比获取技能更加艰难；世界格局下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必须改变，新殖民主义也应抵制，但是很多乱象不一定可以归罪于昔日的殖民国家。《非洲的困境》是一本让人读了心里沉重的著作，英国的左翼人士不喜欢它也是可以预料的，但是批评归批评，书中揭示的问题并不会自动消失，非洲的难题绝非无私的外援所能解决。坦赞铁路的建设始于1970年，当时正值“文革”，我国不会有人去平心静气地阅读《非洲的困境》，读了也不敢说什么。不幸的是安德烈斯基确有远见。如今坦赞铁路设备老化，运行困难，要是当地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养成了处处责骂中国人的恶习，那不是很可悲吗？奈保尔可以说是文学界的安德烈斯基，他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为读者提供了远比《非洲的困境》生动而且让人悲叹的场景。　　

奈保尔生活于特立尼达的印度裔族群中间，但是他又能以外人的视角来观察他们待人接物的习性，这种非凡的能力细腻地体现于《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小说1961年出版时，奈保尔还从未去过祖先的国度。他首次访问印度是在1962年，行前读了大量英国人写的关于印度的著作，尤其是甘地的作品，很有感触。甘地曾经留学英国，又在南非工作过，善于比较不同的文化，不免对印度触目皆是的失治现象感到愤怒。他一再奉劝国人不要到处丢弃垃圾，不要在公共场所随意拉撒，但很难见效。社会转型其实也是移风易俗的过程，这是一个比建造高楼、铺设铁路难度更大的社会发展过程。（吴稚晖有一段怪话：派留学生出国，哪怕全部无用也没关系，只要有几人能回来建造厕所并且维持其干净，就值。）甘地从印度普通民众的积习发现，他们的价值体系里没有公共的观念，共同归属感很难产生，于是就大力倡导他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公共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罗素在二十年代初访华时痛切感到中国所缺乏的。印度独立后经常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诩，奈保尔则认为名号是名号，现实是现实，印度表面上那种民主、自由的制度得不到相应的规则纪律意识和社会正义观念的支撑，在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文化习俗中浸泡，变形失效，不具真正的生命活力。奈保尔写道：“自由随着实现自由的机制来到独立的印度，但这是外国的自由，更适合另外的文明；在印度，自由始终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信仰和古代限制相隔离。”他失望地注意到，遇到危机，公务员缺少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商人经商以欺诈为特点。凡此种种都在阻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整个社会无非是在象征性的宣传中求得心理满足。一旦切实的治理为一套象征体系所代替，标签就比实质性的行动更为重要。不幸得很，中国读者要了解独立后的印度社会，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还是最好的选择。　　

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同年他在纽约作过一次不大明智的演讲，把英国的文明称为“具有普遍意义文明”，并说自己能够从帝国的边缘落脚到中心，全赖该文明之力。奈保尔如此描述自己的“抵达之谜”，除了有点俗气，还很难得到英国作家的认可。英国的文明或文化，不是抽象地按照一套所谓的“普遍性”话语设计出来的，它是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进程的结果，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模仿、照搬。奈保尔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嘲讽印度或非洲那些脱离本土现实、陶醉于舶来制度、理念的知识分子，非常刻薄，《效颦者》、《游击队员》和《魔种》等小说以及一些政论文章可为证明。或许，“具有普遍意义”一词还有一层兼容并包的含义，即给予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以后也会有别国青年到上海来读书，先是爱中国文学如同奈保尔爱英国文学，然后又用中文创作出在全世界都受到敬重的作品来。那位成功的作家说中国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有何理由拒绝呢？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还真要想一想，奈保尔在特立尼达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移人力量。　　

美国作家、奈保尔的传记作者保罗·索罗写过一本中国游记，讲的是他在八十年代坐着“铁公鸡”（蒸汽火车）穿行于中国大地的故事。奈保尔每去一个国家访问，事先总会阅读一大堆关于该国的书籍，那本“铁公鸡”的书，他是不是又找出来浏览了？可惜的是“铁公鸡”基本已从中国的铁路系统退休，人们一般听不到它的巨吼。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社会跟奈保尔所到过的很多地方相比，还是极为不同。听说他已来上海参加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并将在中国度过他八十二岁的生日，高兴的同时也有点担心，希望邀请的一方不要热情得让他喘不过气来。如果他有足够的自由安排的时间，以他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感受、思考这个他还是第一次来访的国度，相信他日后会写出一篇毫无拘束的印象记来。　　

最后还忍不住想与读者分享一点奈保尔的文字。他在加蓬访问的时候曾去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泽医生创办的兰巴雷内医院。兰巴雷内是奥果韦河上的一个岛屿，与外界隔绝，是治疗麻风病的理想地点。奈保尔到达和离开医院时，当地政府组织了欢迎、欢送的仪式，还把此事做成一条新闻。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让奈保尔感到愉快。他写道，临走时只见“一些学童已被召集起来，在午后的烈日下向我们道别，一旁还有摄影师们”。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这就是奈保尔。

制作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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