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丙申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三点，当我在福建省立医院拿到增强核磁共振的片子，看到报告单上写着“肝右叶后段占位性改变，可能是原发性肝癌”时，我是平静的，没有恐惧，没有慌乱。

我不打算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的家人。那天从医院回家后，女儿问我，你刚才去哪里了，我说去“省立”呀!又问去干什么，我说去拿片子呀!　又问片子呢，我说没有拿到。又问为什么，我说他让我下午三点去，我到那边已过三点，没人了，你要知道，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女儿不吭气了，妻子却嚷了起来：不对，他进门时有一卷东西拿进来的。话音未落，就闯进我的书房翻了起来，于是翻出与增强核磁共振片放在一起的那张报告单。

沉默，无语，气氛有点肃穆，而且阴郁。

我对妻子和女儿说：“要过年了，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再对别人说。”就像原先不想告诉家人一样，我更不想让亲朋好友在新春时节牵肠挂肚。

外甥与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外甥女、外甥女婿是吃了年夜饭后带着孩子一起到我这里来的。老家的晚辈都先后挂电话来拜年，过了大年三十，我就七十岁了。我与各地的朋友也电话往来不断，春晚只是一个背景色。外甥和外甥女说他们一起办酒席为我祝寿，我说这顿饭必须由我自己请，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侄儿一家三口年初一下午五点多从绍兴上车，晚上十一点多到我家。初二晚上去聚春园，四个小家庭合在一起，总共十三人，花了三千八百元，酒水不在其内，这是我这辈子请客最阔气的一次了。孩子们为我敬酒祝寿，行酒至半又开始手机发微信、抢红包，侄孙女和小外孙更是活跃。初三下午由外甥女、外甥女婿为侄儿一家送行，临行前我对侄儿夫妇说，你们这一趟来得很值，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初六上午，带妻子与女儿去我家附近的老年医院。妻子有心脏病，这几天精神压力很大，嘴唇都发麻了。老年医院如今格局大变，我带她们去熟悉一下环境，以备“心梗”之急。

直到正月初九，外甥打电话来问女儿什么时候去北京时，才知我已住院，他搁下电话就去找外甥女，两人一起赶来医院。自此，我妹一家，外甥一家也一起为我的事操心、奔忙。

整个春节长假，我也没有让自己闲着。从大年三十起，我就开始审读一部年前接受的书稿。书稿的纸质文本还没有送来，但已经接手的事情得赶紧做完，只好审读电子文本，有什么改动或疑问，都在电子文本上批注。大年三十那天，东北一家杂志的老编审发邮件约我写一篇文章，我答复说，“看看吧，不知这段时间是否做得了事”，因为不知隐情，他又发邮件过来说：“时间宽裕啊，2月15日左右完稿即可。”书稿审阅基本就绪，我才回复他说，或许可以见缝插针。这篇约稿就在我住院前一天完成。余下的时间，我读完了　《资治通鉴·晋纪》　的最后一篇。

手术之前，我还断断续续看完了陈仁鉴儿子托朋友转给我的　《陈仁鉴戏剧精品选集》。

我并不想显摆自己是“春蚕到死丝不断”的春蚕。我只觉得，这样做能使自己活得充实，而且不会总是想着“肝癌”二字。

人生犹如豆荚，长短不由自己，但求节节饱满，这是我在“鬼门关”前的感悟。

手术之后，负责14病区的周松强医生把准备做病理切片的肿瘤给女儿看了，他说：一看就知道这是恶性肿瘤。在老家的外甥女也是从医的，得知这个信息后，叮嘱女儿要与医生串通对我隐瞒病情，结果还是被我看出破绽，女儿这才对我说出实情。我知道，有许多癌症患者，其实就是被吓死的。老家的外甥女和大姐一起来看我时，我笑着对她说：你太低估你舅舅的心理承受力了。我还把女儿拍下的那个“病理切片”发给朋友，说这是我从“鬼门关”前带回来的旅游纪念品。

我从二十八岁那年开始得乙肝，前后反复长达五年，几乎改变人生轨迹。五十岁那年过生日就说已经“保本”，以后就过一年“赚”一年了，迄今已经“赚”了二十年。有着这段历史垫底，对于这次突然降临的不幸，自以为心态不错。

我的体力恢复算是快的，超过我自己以及我的许多亲友的预期。

第一次复查后，我就恢复每天早晨去温泉公园散步了，白天还能半躺着看书，看项星耀翻译的　《往事与随想》，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世界名著，是老项在二十多年前送给我的，我到此时才能静下心来拜读。

第二次复查后，我就能骑着自行车去我退休前供职的出版社和去医院了，每天也有五六个小时能坐在电脑前读　《资治通鉴》　的电子文档并写阅读笔记。我从去年开始做这事，我想读完这部书，且一直在写　《资治通鉴》的阅读笔记。

第三次复查后，知道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出版社的总编打电话与我商量，能否帮他们终审吴怀祺教授主编的一套统称　《中国史学思想史会通》　的专著，我欣然接受了，而且接连四五十天全力以赴。

是的，即使是数年余生也绝不虚度；即使是“引体向上”的最后几下也要尽心尽力。

还是那句话，人生犹如豆荚，长短不由自己，但求节节饱满。

作者：宋志坚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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