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影厅重复上演相似一幕：《河边的错误》放映完毕，观众久久不起身，直到字幕走完、场灯亮起——终究是没有彩蛋给人一个豁然开朗的答案。

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魏书钧导演、朱一龙主演，电影《河边的错误》近来成了热搜的常客。它的创作buff叠满：严肃文学作家余华如今是网络的宠儿，备受年轻人喜爱；张艺谋导演也动过改编念头，但终究是被90后导演完成了；《河边的错误》是主演朱一龙在拿下金鸡奖后进组的第一部作品；影片在今年的戛纳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又在不久前的平遥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

但真正让话题冲高的，是映后一拨拨观众对“答案”的追索。话题词“一千个人一亿个哈姆雷特”下，聚集了网友对电影各类脑洞大开的解读。而片方从一开始就亮出“没有答案”的宣发策略，更为网友纵情驰骋的观后感提供了无限空间。

目前，《河边的错误》上映两天，票房约8000万元，但网上关于故事内容探讨的声量远超同票房体量的影片，俨然一部“解读系”电影。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想去原著中寻找答案。

当当网上，这本余华写在1987年的中篇冲上了小说飙升榜、热搜榜、畅销榜前排，作家余华、《河边的错误》与《活着》三个条目更是在当当的热搜小说榜分列第一、三、五位，已呈霸榜之势。

“没有答案”的《河边的错误》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不妨从余华、魏书钧、朱一龙这三位核心创作者身上寻找答案。

余华：“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影呢？

余华脱口而出：“那些三流小说嘛。”话音刚落， 旁边的西川调侃他：“自己说完都忍不住乐了。”这是不久前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中的一幕。

不夸张地说，作家余华是电影出圈的重要助力。此前，这位严肃文学作家凭借十足网感和亲和力，频出的金句和段子，成为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常客。他是短视频流量密码，更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喜剧人”“文坛泥石流”“潦草小狗”，各种梗图全网纷飞。电影《河边的错误》启动宣发以来，他和主演朱一龙的互动不断引发热议，“见面三次，余华就带他回老家”“余华赞朱一龙为艺术家”等映后场面吸睛无数。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写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于1988年发表在杂志《钟山》第一期。彼时27岁的余华在这部作品里，对“叙事空缺”、反侦探类型写作、荒诞现实描写等方面展开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在小说开头，小镇的河边发现了一个老妇的头颅，刑警马哲反复到河边寻找真相。然而，调查进行中，安静的小镇又接连有人死去，诗人、理发师、孩子……马哲一直将嫌疑人锁定为“疯子”，但精神病患无法被定罪，马哲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最终他用一种荒诞又疯癫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疯子，了结了这串离奇死亡事件。

小说在悬疑的外衣下探讨关于人性的永恒话题，作家不但不去回答“谁是凶手”“证据是什么”“动机何在”“犯罪过程怎样”等犯罪类型化的问题，而是刻意隐匿证据、模糊证词，设置众多扑朔迷离的出场人物干扰马哲和读者的追凶过程。原著中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无解的人性困境挣扎、正常人的癫狂化和扭曲化，加之冷暴力的叙事风格，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荒诞世界。

小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改编后，电影的第一版英文名叫“only river knows”（只有河流知道），正式公映时改为“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继续流淌），一个单词之差，切中余华的观点：“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

魏书钧：青年导演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

余华在早年采访里调侃，希望自己的版权一直卖，卖了之后对方不拍出来，五年之后版权到期于是可以接着卖。

《河边的错误》就经历了这番操作。

随着影片公映，陈年往事被重提。早年，张艺谋一度想改编《河边的错误》，他顾虑改编后的人物过于符号化，所以几乎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人物和情节都更实。对于张艺谋的创意，余华不置可否，但他向张艺谋推荐了当时自己尚未正式出版的小说《活着》。

除了张艺谋，过去的20多年里，改编过铁凝小说《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也曾购买过小说版权，同样没有成片。

命运轮到魏书钧上场了。这位90后导演在读了几遍小说之后，发现这个故事有戏仿的基因在，所以他决定不把重点放在凶手是否疯子这件事情上，“小说中压在整个故事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为电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使其能够对文本进行第二次解释，它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寓言，一个对命运之神秘的反思；另一方面，小说里文学性的表述，让它不能在影像上进行直接的转移，更多的是需要从内部出发，从感受出发。”

小说故事写于20世纪80年代，但魏书钧把故事移植到了90年代。身为90后的他，对90年代很多印象仍停留在表面，为此他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搜集各种图片，美术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旧家具和旧衣服，搭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场景。

影片《河边的错误》从开场雨戏开始就把观众带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集体记忆。南方小镇，天气阴郁，楼栋破败，影片所呈现出的空间质感遥远又熟悉，一桩桩离奇的杀人案件，将真相的追寻者步步引入思维的迷宫。

创作中，魏书钧全程以16毫米的胶片拍摄，为影片赋予了一种复古式基调，呈现出那个年代的小镇空间感，间或的镜头失焦感甚至为不可确定性的主题提供了一种风格表述。影片还延续了原著小说戏仿侦探小说的特点，以反类型的手法强调影片的重点不在于真相和答案，同时还保留了小说的暧昧性，留足了想象和解读空间让观众能多感受多思考。而影片里对那个年代单位里的人和事，以及诸如诗歌会这类场景的表现，绝非复刻般的写实。导演以一种稍显夸张的讽刺，反而更微妙地传达出令人会心一笑的时代真实。

对比前作，《河边的错误》展现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气质，标志着魏书钧在创作上的成熟。回忆改编过程，魏书钧表示难度特别特别大，压力也很大，“但青年导演能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拍摄作品，是求之不得的机会”。那段时间有个朋友打电话询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改编余华的小说，朋友送他一句话：你何德何能？

朱一龙：去电影里感受它的每一个波纹

2022年末，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颁奖，朱一龙凭《人生大事》赢得最佳男主角奖杯。颁奖礼后，演员从厦门直接前往江西南丰，准备进组《河边的错误》。

在演员看来，故事里的刑警队长马哲始终像一双眼睛，记录和捕捉所有的事情。为更精准地诠释这个角色，演员提前到取景地南丰体验生活，他从余华一张站在雪地里的旧照找到扮相的灵感。于是，他把照片贴在睡觉的地方，每天伴随自己入眠。45天的拍摄期，朱一龙为这个角色先增肥后瘦身，体重浮动范围超过40斤。在他的认知里，这种身体变化是角色需要的，“演员的工作就是要把身体当作素材，把所有的想象感受具象地表现出来。”

除了身型变化之外，导演给朱一龙发了20多集的纪录片，记录那个年底警察的工作状况。与此同时，在进组之后，朱一龙不仅进行了打枪训练，还走访了一些当年工作的老刑警，观察他们是如何办案的。

影片对马哲的定义是一个1990年代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一个笃信逻辑理性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为了充分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转变并展现年代质感，朱一龙试图回到相应的年代、时空情境中找寻角色。他走进精神病院了解角色心理，每天穿着来自九十年代的旧衣服，“如果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在县城里转，是很难融进去的，所以就想把戏中的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衣服穿成自己的，有几个兜，或者兜里放什么，一切细节宛如天成，不再需要现场临时设计。

他的体验式表演塑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马哲形象。代入马哲，演员引用了一段他曾看到的影评：《河边的错误》每一场大雨下完之后，都冲刷掉了关于死亡的所有证明和证据，河水在继续流淌，但我们没有办法向河水去寻找答案。最后马哲走向了河水的中间，他能找到属于他的答案吗？可能也未必，也许没有答案才是唯一的真相。

“所以希望大家在电影院里静下心来，慢慢地跟着故事去感受，跟着电影一起流淌，去感受它里面的每一个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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