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超第28轮以0比4不敌成都蓉城后，本赛季长期排名垫底的的深圳队提前两轮降入中甲。相比降级，更令人担心的是深圳队能否继续存活。由于投资方自身业务陷入困境，得不到输血的深圳俱乐部目前债务高达数十亿元。如果无法在下赛季开始前解决巨额债务，这支建队历史长达30年的中超元年冠军很有可能就此消亡在历史长河中。

“今年这种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辜负每一场比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球迷就行了。”深圳队员徐浩峰在球队降级后表示，队里没人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但所有球员都尽力了。如上赛季的河北队一样，在球员被长期欠薪的情况下，球队能坚持到此时已属不易。但球员和教练们的坚持不能改变深圳队的资金问题。

中国各职业俱乐部至今仍未建立起自身造血机制，近几年又普遍收入大幅下滑，一旦投资方撤资或无法继续输血，俱乐部就岌岌可危。除深圳队外，中超卫冕冠军武汉三镇本赛季也陷入同样的困境。9月1日，该俱乐部投资方正式停止注入资金，尽管随后俱乐部通过出售球员等方式努力自救，但关键的多元化股改进程依然停滞不前。尽管俱乐部没有债务，但如果无法找到接盘的投资者，武汉三镇的前景不容乐观。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刚刚当选中国足协主席的宋凯近日表示，为了切实解决职业俱乐部面临的经济困境，大概率会部分开放球队冠名，而且有可能就在下赛季实行。此外，在球队可以有冠名的情况下，俱乐部的工商注册名仍然必须是中性名。

职业俱乐部采用去企业化中性名是中国足协在2018年提出、2021年实施的政策，实际上与股改多元化是两项配套措施——只有去除了企业化的名称，才能帮助俱乐部获得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多方投资。但从最近几年的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多家俱乐部股权推进多元化股改举步为艰，已经完成股改的大连人、河南、沧州雄狮等俱乐部，运营情况也不顺畅。就连一向稳定的山东泰山也在本赛季中期面临资金困局，原因是三家投资方因投入资金配置失衡而有了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直作为中国足协推出中性名政策的效仿对象，日本足球职业联赛去年也出现了允许职业俱乐部出售冠名权的相关讨论。作为从1993年J联赛创办之初的必要条件之一，日本各职业足球俱乐部始终恪守中性名这一原则，但近年来俱乐部资金压力越来越大。日本名宿本田圭佑非常支持俱乐部出售冠名权，“我能理解俱乐部根植当地的想法，但现实是大部分俱乐部没有母公司或赞助商无法运营”。不过讨论归讨论，J联赛暂时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同时正在考虑让满足条件的俱乐部上市等其他融资方式。

对于目前普遍面临巨大资金压力的中国职业俱乐部而言，开放冠名权是一个可以短期内快速起效的开源举措。在丰富了获取资金途径的同时，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俱乐部规避风险的能力。但也必须看到，恢复冠名权绝不是万能药，甚至堪称饮鸩止渴。

中超俱乐部冠名权如今能卖出什么价格尚未可知，但在如今国内足球赞助市场一路走低的背景下，前景不容乐观。如果售价过低，显然无法实现开放的目标，对于动辄欠债数亿数十亿的中国俱乐部而言，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如果冠费在总收入中占比较高，则俱乐部经营又回复到靠大金主养活的模式，只是“金主爸爸”从投资方换成为冠名商。以冠名权来换取大笔资金，是最偷懒的俱乐部经营方式，其逻辑思路与靠投资方输血完全一样，期待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从单一渠道获得资金最大化。

职业俱乐部植根于当地，通过中性名来吸引更多元化的投资，逐渐实现自我造血，这是全球几乎所有主流联赛俱乐部的生存模式。以企业名命名球队的企业联赛模式本世纪几乎完全消失，也证明了这种“偷懒”模式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三十年，俱乐部中性命名并非来自前两年的异想天开，而是早在创办中超前就明确提出的愿景。回过头看，推行中性命名的时间点恰好与疫情和地产行业下滑的现实相冲撞，造成了各俱乐部普遍的经营困境，但中性命名本身没有问题，而且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必经之路。

推行中性命名时，中国足坛经历过一阵动荡，好不容易逐渐从中走出，却又要朝令夕改，走上来时的回头路——这对中国足球才是最大的伤害。如今的中国足球最不需要的就是反复横跳的不确定性，这只能令这个波动中的市场进一步失去信心和活力。（图片来源：IC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