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原校长，著名核物理学家、著名教育家杨福家先生今天（17日）上午因病辞世。

杨福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五任校长，并被认为是复旦大学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校长之一；

杨福家也是第一个到英国大学当校长的在籍中国人，他曾说，“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

在复旦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杨福家说过并且身体力行的一句话“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让很多人铭记至今；

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他又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并担任校长……

听闻杨福家今天上午去世的消息，晚间，学界人士直言“太突然”“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光辉篇章的教育家，他的名字，连同他的治学风范，将长存学人心间。

担任复旦校长后，他提出两条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

在不少复旦老师们的记忆中，杨福家1993年2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复旦大学“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

据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回忆，杨福家担任校长时，中国的高校刚刚开始发展，“很艰难，当时的复旦大学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得到的支持，都非常有限，但是他的目标让当时的复旦人非常振奋”。

杨福家是土生土长的复旦人，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谈到：“那时，我和同事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应当把复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所以我在就职演说中，就按照复旦的基础及复旦人的愿望，提出了‘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想法。”

也是在1993年夏天，复旦大学提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

在杨福家看来，好大学的根本在于教书育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

他提出，“名教授上基础课”，包括基础实验课。在1993年这个倡议刚刚提出时，学校只有两名博士生导师上基础课，而到下半年，就有16名博士生导师走上本科生教学的讲台，让本科生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一流教师的教导。

很多复旦老师对杨福家的印象是：“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也不怕犯错”。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立下了两条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除了教授必须上本科生讲台，必须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之外，另一条就是学生只要作弊就必须开除。

他在离任时的报告中说道：“1993年6月，当获悉全校有27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时，我们开始狠抓考风，实行了‘谁作弊，谁退学’的制度。这项制度经过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为此，学生共写了1200余篇文章；复旦校刊用了整整25个版面，广泛展开讨论。严肃考风，不仅维护了考试成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净化了学校的风气，教育了学生要诚实做人。几年来，作弊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勒令退学，作弊学生的人数已降为每学期平均2名。”

也因此，学校在请一些著名科学家给学生作报告时，总是要求最后一部分要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当时，杨福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杰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1993年初，他和同事们倡导建立了“21世纪学会”，从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挑选100名优秀学生，直接接受由院士和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团的指导。

从1994级开始，学校改原来的班主任制为导师制，导师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从1996年开始，在校内设立了“杨武之讲座”（自然科学）、“林肯讲座”（国际政治）、“松下讲座”（管理科学）、“发展讲座”（社会发展）等，邀请国内外一批杰出的学者和名人，给学生讲世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的最新动态，杨振宁教授当时就来连讲三天。

给年轻人以机会，“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

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举措是：“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个性同样鲜明的金晓峰还记得，杨福家就任校长时，自己还是一位青年教师，刚升任副教授不足三年。当时的大学因为历史原因，在职称评聘中论资排辈普遍比较严重。

在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学校让他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发言，没想到他在列举目前阻碍自己发展的唯一因素时说：“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能够回报学校的，一定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此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

杨福家在总结发言时，对他的“大胆”发言表示赞许，并且当场答应会后就马上认真研究，尽快给予答复。

会后第二天早上，杨先生便让秘书通知金晓峰去校长办公室见他，金晓峰还记得，一见面杨先生就说，“金晓峰，你胆子很大啊！不过，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现在正式告诉你，允许你在名片上印上复旦大学教授的头衔”。

但是金晓峰马上回答：“光在名片上印上教授，那不是自说自话嘛，我希望能在工作证上给予确认”。杨福家先是一愣，金晓峰说：“他大概完全没想到这家伙会提这个要求。不过他说：‘行，你现在就可带上工作证去人事处办理。’等我到了人事处，人事处的沈老师笑着说，指示已经下达。就这样，我工作证上的‘93年12月’，记录下了我与杨先生交往中的这段趣闻。”

金晓峰开玩笑地说他临时成了“名片教授”——即在名片上可以先印上教授头衔。他说：“当时我父亲还在世，他嘲讽我‘教授是要来的，当得有什么味道’。”几个月后，通过青年教师“打擂台”的特殊通道，金晓峰从“名片教授”变成了正式在编教授。

事实上，复旦大学随后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也正是从1993年起，复旦大学就在校内设擂台，让青年教师竞争高级职称，让年轻人可以脱颖而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的办法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就达到了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杨福家自己在刚刚毕业两年时，就担任了物理二系即核物理系的副系主任。担任校长后，他说：“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当一批中青年教师被推到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1996年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评审中，复旦大学有3名优秀青年教师获奖，和北京大学并列第一。

杨福家后来谈到，要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并发挥作用。

1993年，复旦大学设立了校内特殊津贴，院士每人每月500元，上基础课的名教授每人每月300元，青年正副教授每人每月100元。1994年，学校设立杰出教授，首批选出2人（王沪宁和陆谷孙），在校内享受院士待遇。1995年，学校又宣布建立首席教授制度，首批3位教授获首席教授称号。

不断改革探索，希望给中国教育带来更多的探索

据曾经在杨福家身边工作了20年的助理陈弘回忆，杨福家一直在做中外教育的比较，从精英的培养到民办大学的校长，再把诺丁汉引进中国教学，几种不同的机制和教学方式，清晰地了解期间的界限，希望能够给中国的教育带来更多的探索。

事实上，关于高等教育，杨福家不仅不断地比较探索，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甚至直到几年前，他已经80高龄，仍然不断地思考并且撰文。

杨福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形成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等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发展。

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提出，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

此外，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杨福家多次说，这是错误的。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杨福家也曾直言，有些学校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了12年校长，他认为，在担任校长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学校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集中复旦各学科的力量，发挥高校的“思想库”功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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