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北京大学举行2019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面对即将踏上人生新旅程的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北大校长郝平寄语莘莘学子，要做永远向上的青年：“永远向上，是一种奋斗者的姿态，是执着追求的境界与持续努力的方向，更是一种价值观。”

毕业季，一篇篇毕业致辞再次刷屏。这里推荐的是三篇北大的毕业致辞，他们分别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陈保亚、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今年的毕业致辞，以及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1932年写给毕业生的寄语：在不够完美的中国，如何不堕落？

北京大学中文系2019年毕业典礼教师致辞：

《理性地生存，诗意地栖居》

陈保亚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你们好！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跟你们再说几句知心话。

今年正好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北大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因此有了特殊的地位，你们也有了特殊的身份：北大人。你们的父母亲也有了特殊的身份：北大人家长。

老百姓对北大人有一种理想的期待，他们希望从你们身上看到北大精神，这是一种北大效应。

你们已经被站立在一个特殊的平台，你们不得不有所表现，于是你们有了担当。

你做好了，人们会说北大人就是不一样；你做不好，人们会说北大人不过如此；你做错了，人们沿着你人肉搜索到北大。那你说，我宁愿做一个不用担当的普通人，在母语写作中，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你做不到。北大人的北大精神正在被期待。

什么是北大精神？自由、包容、民主、科学、独立、爱国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是对理性的认同。

这里的理性是针对愚昧而言。理性让我们看清真伪，发现真理，不受蒙蔽。

理性可以分为智性与悟性。智性更多地偏重逻辑分析，印欧人更擅长智性，他们提出了公理系统，率先建立了科学。悟性更多地偏重整体领悟，汉人更擅长悟性，把诗歌意境理论推向极致。

早期的理性主义把悟性排斥在理性之外，让理性失去了洞察和领悟的力量。我们中文系的语言文学研究是一种极高的理性活动，包含了智性和悟性。

五四运动以来，科技已经高度发展，微信支付等现代手段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这些高科技多数是来自向国外学习，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理性活动。

我们的理性还相当缺失。当前我们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固然让人担忧，但更让人担忧的是产生不良风气的土壤，这就是理性缺失的土壤。

现代阿Q精神正在这块土壤上蔓延。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给了我一个名片，上面写着：某某研究所副所长（相当于正厅级）；如果当年《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教授还在，这无异于让他在名片上写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正处级）。

前一段时间网传一篇论文，作者论证说安阳师范学院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因为安阳师范学院的历史、地盘、专业人数、学生人数、精神面貌等多个指标都超过了哈佛大学。安阳师范学院已经澄清，不是他们学生的硕士论文。

其实，安阳现象广泛存在。

有人最近统计说，我国SCI国际索引论文发表量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德国，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我们为什么不去计算真正代表人类智慧的诺贝尔奖、沃尔夫奖？我们不愿意去计算，于是有些人开始在别的国家摆阔，随地吐痰，跳广场舞。

这几十年来，我们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我们的理性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我们在很多方面甚至非常愚昧无知。

我们常常埋怨大环境，其实环境也是人营造的。

由于理性缺失，我们建立了各种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根据这些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爱因斯坦不配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因为他的相对论发表时间早已超过了5年；屠呦呦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因为她的发表太少，也没有留学背景。

由于这些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学术不再是分享创新和发现的乐趣，不再是写出有利于人类的传世之作，而是疲于发表、检查、评估和晋升，奔走于各种社会活动以获得一大堆头衔。

最让人担忧的是，有很多人真正相信这些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是天经地义的。

一个民族的知识阶层中存在这种高层次的愚昧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低估了这种愚昧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忽悠和被忽悠、欺骗和被欺骗，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因为存在理性缺失的土壤。

同学们，你们将要到这样的土壤上去耕耘。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遵守好些游戏规则，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规则并没有理性基础，条件成熟必须改变。

来自理性的正能量不是赞扬和歌颂，而是担心和忧患。我们需要理性地生存。只有理性地去生存，我们才不至于迷茫，不至于被忽悠，不至于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有理性地去生存，才知道去担当什么。

理性生存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意地栖居。从政从商也好，做研究做实业也好，如果没有境界，跟动物的生存方式没有区别，甚至不如动物。

朱德熙先生是北大最具理性的学者之一，他曾说，做学术要有一点童心，要有味道。这就是学者的一种诗意的栖居境界。只有理性地去生存，才能够诗意地栖居。

我曾经在不同的大学学习和工作过，我更喜欢北京大学，更喜欢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是因为北大平台更高，也不是因为这里净土更多，而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理性碰撞。

在你们听课时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质疑和困惑，在你们瞬间的微笑中我猜到你们原谅了我非理性的疏漏。课后你们拦截我提问，不让我吃饭，钻牛角尖，我看到了你们终极追问的精神，感受到了理性的力量。

你们要离开了，我有几分难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谊并不平等，就像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并不平等一样。

今天，你们带着你们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要离开了，我会思念你们，如果你们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也包含着对理性的认同和坚守，或许对我的思念之情有一丝安慰。

同学们，我们还会见面的！希望你们理性地生存，诗意地栖居！

北大国发院2019年毕业致辞：

《去做一个唐·吉诃德吧！》

姚洋

同学们、家长朋友们、老师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无疑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文明自宋代达到顶峰之后，停滞达千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得以重新上路。

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将为重回世界文明之巅发起最后的冲刺。从1840年算起，以200年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而言，注定将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然而，历史进程不是线性的；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者来说，体会更多的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停滞、甚至倒退。

今天我们知道，当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人类开始迈入工业文明时代；而斯密本人却对此浑然不知，他想做的，不过是为人类的占有欲找到一个合理的释放场域，也就是市场。

社会进步之于个体，永远是一个超慢的变量，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它们。我们能够感知的，多半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日常的琐碎：升学、找工作、找爱人、找投资、找房子、还贷款，还有各种各样无休止的柴米油盐。

在更高的层面，我们还要面对个体在社会和历史面前的无力感，似乎空有一腔报国志，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这就引出了我今天要和同学们分享的话题：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去战胜生活的琐碎和不断袭来的挫败感？

我想以大学时代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小书《六人》来开始我的分享。这本书借助六个文学著作中的人物，讲述了六种人生态度。作者德鲁多尔夫·洛克尔把这六种人生态度比作人生的六个篇章，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生的交响乐。

第一个人物是浮士德。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曾经尝试各种人生路径，最终回归理性，把探究终极真理作为人生的目标。

用浮士德自己的话来说：“我要探究窥伺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 何等克制、何等执着！作为北大人，同学们很容易与浮士德的人生态度产生共鸣；追求真理，是北大人永不磨灭的印记。

然而，人生不止是对真理的追求；亲情、友情、爱情，青山好水，人间词话，都值得我们去追求、去欣赏。书中的第二个人物，唐·璜，把这类感官享受做到了极致。

对他而言，“一切真理只不过是官能的陶醉，而一切陶醉也只是一个梦。”可是，梦总有醒的时候。老将至，唐·璜在镜子里发现自己两鬓飘白，不禁对自己虚浮的一生产生怀疑。人间的享受，最好是当作奋斗的副产品，而不是追求的目标；所谓“佛性”、所谓“仙风道骨”，要么是附庸风雅之举，要么是自甘平庸的借口。

在追求真理和享受人生之间，我们经常会有彷徨的时刻。当今的年轻一代，生活无忧，选择更多，却更容易犯选择艰难症，就像哈姆雷特一样。

To be，or not to be，是一个大问题。哈姆雷特的选择是走向虚无。“他觉得人生是十分卑鄙无聊的。任何可能有的生存目标都是琐碎而无价值的，就像造化的恶作剧那样毫无意义。”

对他而言，“人生的目的不过是死亡而已，因为，在这世界里生存的一切都会像尘土一样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就像在沙漠中，足迹一下子就会被吹没了那样，时间也会抹掉我们存在的痕迹，仿佛我们的脚就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是的，当你对人生产生些许的怀疑的时候，你的脚就已经踏上了滑向虚无的斜坡。

治愈哈姆雷特似的彷徨症的最佳选择，是做唐·吉诃德。这个中世纪的骑士鲁莽、笨拙，往往事与愿违，但是，他用行动冲毁任何对人生的怀疑。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出发去解放人类，把人类从历代相传的苦难中解救出来。”人们说他是疯子，“他那些古怪的行动常常引他们开心，他们拿自己的行为跟这个傻瓜的幻想相比较，更觉得自己的行为合理了。” 理想主义者总是孤独的，把理想付诸现实，更会激起世人的反抗。

因而，我们常常纠结于宏大叙事和小我之间，就像书中的第五个人物梅达尔都斯和第六个人物阿夫特尔丁根之间的对立那样：梅达尔都斯对人类深怀慈悲之心，而阿夫特尔丁根总是在万物之中只看见自我。

六个人的追求，是人生的六个面向。理性和享乐，犹豫和果敢，悲天悯人和自我陶醉，这看似一对对的矛盾，却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在浩渺的宇宙之间，人类的诞生纯属偶然。宇宙有自己的生灭规律，却让人拥有了反躬自问的自觉，让人不得不面对万物生灭与永恒之间的痛苦，于是，我们就会彷徨，就会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挣扎。

北大的毕业生，是从来不缺理性的，也不会缺少理想；我担心的是，同学们走入社会之后，会被社会浑浊的一面所浸淫，变得犹豫，变得不那么“鲁莽”。

文明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驯服人的动物本性。北大给了同学们充分发挥的空间，而社会却时刻要把你们纳入轨道，变成社会这部精巧机器的零配件。

我不怀疑同学们会心生抵触，但我担心同学们会放弃，会像柳永吟颂的那样，给自己找一个败退的借口：“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

北大的先贤之一梁漱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我们留下一个世纪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在“浅斟低唱”之中，这个世界不会好。

我要说，如果同学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就做个唐·吉诃德吧！没错，唐·吉诃德显得鲁莽、笨拙，总是被人嘲笑。但是，他乐观，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他坚韧，像勇士一样勇往直前；他敢于和大风车交锋，哪怕下场是头破血流！

当今的中国，充斥着无脑的快乐和人云亦云的所谓“醒世危言”，独独缺少的，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士。这恰恰折射出北大的可贵；在这里，同学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以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希望同学们在迈出校门之后，不忘在北大许下的诺言，做一个社会的批评者，做一个推动中国进步的人。

北大是无可替代的，她与一个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比拟的。先贤曾经狂歌竞夜，我辈续写青春之歌！

是与同学们共勉！

1932年6月27日，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写下了他给毕业生的寄语。，

他开出了防御“堕落”的三剂药方，提醒走出大学校园的人们，切不可抛弃求知欲和人生的理想与追求，要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不放弃对未来的信心和任何一点努力。

《在不够完美的中国，如何不堕落？》

胡适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

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

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

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

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

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

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

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

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地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

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

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任荃

来源：北大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