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初，古籍目录版本学、四库学和山东文献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杜泽逊履职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8月有余，在面向全院教师做的2018年述职报告中，他谈了对学科发展、文脉传承、科研考核、原典教学的看法，他说：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反对形式主义，大张旗鼓地反对表面文章，大张旗鼓地反对唯指标论，坚决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以下为杜泽逊教授述职报告全文——

2018年4月下旬山大文学院党政领导班换届调整，我奉命从儒学院副院长调任文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4月20日山大党委副书记李建军同志代表学校来文学院宣布学校任命，紧接着召开了文学院第一次新班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提议文学院办公会的形式为“党政联席会议”，会议主持人是新任党委书记张帅同志。这一提议在班子会议上通过，成为我校较早明确中层办公会议形式为党政联席会议的单位。后来学校党委决定，各中层单位办公会议都用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党政联席会议是集体决策、党政班子团结一致做好文学院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经过八个月的实践，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当然要继续坚持下去。

党政联席会议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明确思路，明确工作的方向。总的看来，这个方向就是贯彻《十九大报告》（46页）明确的我国大学办学方向：“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山东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就如何把山东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明确了方略。文学院作为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重点建设的三个优势学科之一，理应在双一流建设中当排头兵。既然要当排头兵，就不能观望，不能等人家做了我们再跟进，而应当根据中文学科发展的规律，从山大文学院和山大中文学科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发展方向，尤其是要明确长远任务和当前具体任务。

山大中文学科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历史积淀深厚，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自己的学术优势，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从学术渊源上看，我们列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性学者如下：

冯沅君，河南唐河人（南阳），北京女高师毕业，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

陆侃如，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师从梁启超、王国维。

高亨，吉林长春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师从王国维。

萧涤非，江西临川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师从黄节。

黄孝纾，福建闽侯人（福州），汉八旗，无大学学历，家学。

殷孟伦，四川郫县人（成都），中央大学毕业，师从黄侃。

殷焕先，江苏陆合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师从唐兰、罗常培。

吕熒，安徽天长人（滁州），毕业于北京大学。

我们可以发现，山大的第二次辉煌，这些名师，都不是山东人。从学历上看他们主要出身于清华、北大，还有中央大学。也就是说，学者来自五湖四海，学历是顶尖大学，老师大都是名师。这个令人仰望的学者群体不是山大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的。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固守下一代、下两代学者应当由山大自己来培养，如果不是山大培养的就认为某某先生这一脉断了，不应该。当然我们也不必一定要切断自己的学脉。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老一辈学者的传统，五湖四海，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山大的优秀毕业生我们要设法留住，其他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要努力请进来。保持人才来源的多元性是保持学术优势的重要因素。把山大学脉理解为山大老师师徒相传，就过于狭隘了。有的名校一个名师带出了一群学术明星，那是特殊年代的特异现象，再往后传一两代，如果不搞学者来源多样化，其结果可以预见，只能下滑。

从2018年4月下旬换届以来，我所思考的山大文学院学科建设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因为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队伍问题，人才队伍的构成又是整体实力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构成问题，往往被忽视，认为有了一定数量的人就可以上去了。这是表面的考虑，经不起历史考验。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近三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是值得思考和回顾的。我们现在吃冯、陆、高、萧的老本，吃冯、陆、高、萧下面第一代学生的老本，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吃我们这一代的老本，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性。作为第三代或者第四代，我们能创造什么样的业绩呢？这个后人会去评价，现在不好评价。总之，我们要进人，要加快速度进人，但要看看冯、陆、高、萧这一代的人才队伍结构，从中汲取进人的经验。既然要从山大文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对实际情况就要有个实事求是的认识。

第二个是科研。要高水平、高产量。从历史上看，最好是高水平、高产量同时具备。次之则是高水平、低产量。再次之是高产量、低水平。我们现在的政策当然有利于高水平、高产量，这个无可置疑。再次则有利于低水平、高产量。最不利于高水平、低产量。大家知道，高水平、高产量大体不是常态，也就是不多见。一个学科的地位应当由两种人奠定，一是高水平、高产量的人，二是高水平、低产量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高水平、低产量才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我们制定政策应当重点考虑高水平、低产量这个群体。中国有句老话“众志成城”，高水平、低产量的学术群体可以堆出最高的山峰，而低水平、高产量只能堆出最低的山峰。我们的政策显然有偏差，那就是对低水平、高产量的人更有利。山大文学院在克服这个政策制约方面还没有想出有效办法。我们文学院自己在近半年设立了一批科研项目，几十项，有培育国家和山东省重大、重点项目的愿望，却没有培育高水平长线项目的明确表述。我们应当对那些进展较好的项目持续扶持，不以该项目是否成为国家项目为依据。如何设计这种扎扎实实的政策？还要去努力探索。我们制定了对退休教授科研工作进行扶持的政策，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就要实施了，中心目的在于培养长线项目，退休前干不完，退休后接着干，直到成功为止。

我们还制订了每年评选优秀成果的办法，也是为了对量化制度、名堂制度进行纠偏，把那些优秀成果选出来，那就是求其学术质量。我们对本科生增开了三十二门原典课，这固然是对学生培养的一种加固根柢的措施，但是教学相长，这又何尝不是对我们教师队伍的一种学术培养呢？一个文学院，有三十二个教师在潜心研究原典，这样的文学院，应当是有底气的文学院。原典研究透了，到哪里也不怕，到哪里也可以挺直腰杆。认清学术方向，以质量为第一，以质量为核心，才是我们的光明大道。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把我们的队伍带到这个大道上来，达成共识，共同进步。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反对形式主义，大张旗鼓地反对表面文章，大张旗鼓地反对唯指标论，坚决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真正领会《十九大报告》所倡导的“内涵式发展”的精神实质，努力让我们的科研教学工作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补充：廉洁奉公方面，我能做到按规定使用经费，不违规，经费使用经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杜泽逊

2019.1.8

作者：杜泽逊
编辑：金婉霞
来源：山大中文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