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开门的短短几天内，两则和外语考试相关的新闻相继引发关注。一个是不久前举行的上海春考的英语考试，也就是高考的“外语一考”；一个是昨天官方宣布的消息，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联合发布雅思、普思考试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英文缩写为CSE）的对接研究结果。

先说春考，这次引发关注，主要是因为其考试难度比较大，据说部分试题阅读理解材料直接取自《纽约时报》、《卫报》、《金融时报》英美报刊中原文。考试难度之高，让那些高中英语教师戏称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须知，考试难度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指挥棒的问题，是涉及中小学英语教学，涉及家长教育投资方向，涉及我国语言政策问题。

如果说考试主要是为了检测高中英语教学，我不知道高中教材和教学内容是否有真实的外刊文章作为课文，有这么大的词汇量吗？一句话，命题是否超过了《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简称《标准》）所规定的语言要求，如3500单词。当然命题者可能希望发挥春考对教学的反拨作用，毕竟1932年时的我国高中毕业生的英语词汇量要求是8000单词。

通过考试改进高中教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32年时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全国没有几所大学。如果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也要求高中生必须有8000词汇量，没有人反对。但是面对报考上海乃至全国所有大学的考生，设计一份如此难的卷子就需要商榷了。全国二三千大学，办学定位和对英语需求都不同，他们需要用同一份难度之高的卷子吗？艺术体育类院校需要用这样的英语来卡他们吗？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统考性质的外语考试就如同驾考，只要达到上路标准即可。高考是发现人才的重要一关，要让决定学生能否进入高校学习的标准放在综合素质和特殊才能上，而不是让英语来充当守门人，不要让具有创新天赋的年轻人倒在外语这个大门前。

试想，一个具有舞蹈天赋，一个具有软件天赋的年轻人就因为在春考这张卷子中不及格而不能进入他们心仪的高校，这是否也是一种遗憾？当然如果一所大学对外语具有特别要求，如外国语大学等，可以考虑提高考试难度，相信也没有人会提出异义，如驾考里的特殊车辆考试。其实，比起现在的一年两考或多考，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实行有个性化的、有区别的考试。统考基本达标即可，对英语能力要求高或特别的，由各学校加考。

同样，《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出来，吸引雅思等一大批国际考试来合作和接轨是意料中的。这些机构多么渴望通过接轨，让雅思等国际考试轰开中国大门，让更多的中国莘莘学子来参加他们雅思考试。中国能主动打开大门，进行对接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但当中国设计者在自豪宣布雅思听力几分，阅读几分就能达到《量表》几级时，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当然《量表》设计者会说，我们不会把衡量中国大学生能力达标不达标的决定权拱手给外方，让给国际考试的。我们会马上开发自己的《量表》等级考试。

但是，第一，是否每一个本科生都要达到规定的级别，听说读写译能力样样都达标？飞行员需要的是在无线电干扰条件下与控制塔管理人员的极强的对话能力，科技研究员需要的是文献汲取的阅读能力和成果交流的写作能力，为什么要有一刀切的要求呢？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语言能力有长短，专业要求不同，要求全国所有大学生在规定时间里听说读写译能力样样训练成精，全面达到量表的五或六级水平是否是荒唐？什么时候我们的博士生达到八、九级英语本族人的英语水平，什么时候就是他们专业武功尽废之时。

第二，30年来，我国累计已有3700多万名大学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教学要求，其中1600多万名学生达到六级教学要求。根据四、六级考试大纲，“英语阅读速度达到甚至超过每分钟70—100词，就能够通过英语阅读获取专业信息”。但是实际情况呢？

清华大学外语系原主任孙复初教授通过调查发现，即使清华大学学生通过四、六级考试后，英语专业文献不能读，英语文章写得一塌糊涂。考试达到五级六级是一回是，能否做事是另一回事，否则没有“高分低能”说法。用人单位可以“清楚详细地了解学生或员工的考试成绩所代表的英语能力”这只能是说给外行人听的。

我不相信一个被九道外语考试枷锁束缚的学生还有什么聪明才智和创新横溢。数一数吧，除了九级考试外，我们还有多少外语考试。再仔细想一想，形形色色的外语考试，究竟在人才培养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否离我们学习外语的初衷有不小的距离呢？！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作者：蔡基刚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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