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史六部曲》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王 喆 赵国新 朱任东 马 睿 朱邦芊 王 庆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英国，历史一直以来不仅存在于束之高阁的厚卷本里，还蕴含于大众娱乐生活的肌理中，构成一种英国人共有的品味和爱好。这促使历史学者、历史作家走出书斋，成为大众明星。彼得·阿克罗伊德就是其中广受赞誉的一位。他不仅为王尔德、艾略特、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立传，也为他深爱的城市伦敦立传，给泰晤士河溯源，还在BBC的纪录片《浪漫主义作家》中出镜担纲解说，均获热捧和好评。当他的六卷本《英格兰史》问世时，《Time Out城市指南》更是直接宣称“阿克罗伊德凭借这部作品，有资格担纲这个国家的下一任（国民）史官”。

为英国读者写英国的历史，无疑是一项困难且危险的工作。该如何符合他们挑剔的口味？又如何让那些他们烂熟于心的事件、人物能够出人意料，继而引人入胜？阿克罗伊德以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英格兰史》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也引发历史学界就历史学与大众的关系进行思考：历史学是否应当有意识地去吸引大众的关注？阿克罗伊德在多个采访场合都对这个问题持非常坚定的肯定态度，他还曾颇为直接地批评所谓专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表现不佳，自顾自地在他们的小圈子内部交流。阿克罗伊德则是面向公众进行写作，他期望能够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并因此采用了一种有别于专业史家的写作样式，一种更符合英国大众品味的历史书写。

那么，大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历史书写？阿克罗伊德把目光投向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他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从希罗多德、色诺芬那里获得了重要启发，他们首先都是诗人，其次才是历史学家。回看英国本土，阿克罗伊德最偏爱麦考雷和吉本这种“过去的”历史学家，他们不仅是卓越的学者，更是伟大的作家，作品引发思考的同时，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然而，当史学日趋专业化，历史学家们为了突出自己的专业性，开始使用一种缺少魅力和美感的语言写作，从而逐渐丢失了诗意。阿克罗伊德想要扭转这种局面，让历史学家重新做回诗人。在为第一卷进行宣传时，他阐明了自己的历史写作观点，提到“历史究其根本是故事”，是“人类精神的一部部大戏”，因此历史写作“启迪和歌咏同样重要”。

顺应这样一种历史写作理念，阿克罗伊德的英格兰史不像一些正统史书那样，往往沉溺于复杂的求证且表述晦涩枯燥。他甚至直言：“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作家。”好的叙事方式胜过一切，能够为读者解开过往的绳结，厘清乱局，更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与历史人物同悲喜。阿克罗伊德将小说创作的经验运用到历史书写之中，将历史细节进行戏剧化再造，让过往的人物重生、史实重现，使读者阅读时能有一种在场感。战争、新王加冕、皇家婚丧典礼、公开处刑等大场面自不用说，一向是历史剧热衷表现的内容，阿克罗伊德对此极尽铺陈，其中人物跃然纸上，举止神态甚至说话口气都活灵活现。

阿克罗伊德的叙事功力不仅体现在这些本就极具戏剧性的场景上，对于一些复杂而抽象的主题，如宗教改革、商业社会的形成、工业革命和帝国拓殖等，阿克罗伊德也避免理论分析，依然用镜头般的语言去表述。例如，他没有费心去收集具体的数字指标来说明商业贸易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长以及社会结构、心态的变化，而是用17世纪末咖啡馆里人们争相下注进行股票交易的盛况、版画广告、流行戏剧中股票交易的种种桥段，来反映人们对追求财富的热情，生动地说明“通过金钱获利”逐渐取代土地积累成了英国社会不可阻挡的风尚。阿克罗伊德通过笛福笔下的鲁滨孙来诉说他们的心态，他在开启那场著名的航行之前，通过做生意大赚了一笔，称自己的“头脑中充满了无法企及的项目和事业”。《尚流》杂志评论提到“商店俨然是富丽堂皇的剧院”，德国女作家索菲·冯·拉罗什的伦敦游记中描写了摆满琳琅满目物件的英国商店，这都体现了当时英国市民对物质享受的强调。诸如此类细节的铺陈有利于读者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概念去标签化，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阿克罗伊德笔下历史场景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让他的这部英国史避免了传统通史写作往往暗含的一种目的论的进步叙事，这也是阿克罗伊德的历史观。他曾表示，尽管从人的寿命、健康、物质生活水平等指标看，人类社会确有进步，但在其他方面很难说人类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人们并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经历类似的苦痛，如战争和不自由的状态一直都在，但人类又从未停止改变的尝试，这一切看上去正是古希腊悲剧的精神内核。阿克罗伊德想要恢复历史的这种诗性气质，他想去找寻那些被正统史学书写忽视的历史原动力，它们蕴含在那些被正统史家排除在确凿史实范围之外的材料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的文学。阿克罗伊德的英格兰史大概是给予文人墨客最多关注的一部史书，不仅他们的社会活动、人生经历甚至八卦轶事被纳入史料范畴，他们的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内容也被看作是体现时代问题的某种证据。如谢尔丹讽刺银行投机分子，蒲柏和他的“涂鸦社”讽刺时尚品味，盖斯卡尔夫人、狄更斯、迪斯雷利揭露底层穷人的苦难，王尔德暗讽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伍尔夫对抗维多利亚完美女性形象……除却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作，那些不知名但在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民谣、打油诗、街坊八卦和谣言诽谤也是阿克罗伊德参考的“历史事实”。对此，正统史学家可能会质疑：文学虚构与历史的边界会不会因此变得模糊不清？阿克罗伊德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他有自己的史实观：“确凿的真实是一方面，精神的真实是另一方面。”与传统的物理真实相比，人类历史的精神真实同样重要，人们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情感、欲望、迷信和神话传说都反映了人类的精神真实。对于历史书写而言，诗意与写实绝非对立，而是浑然天成的整体，人们需要一窥英格兰的精神世界，进入历史人物的想象和心理活动，才能确切地了解英格兰史。

也许正统史家会对阿克罗伊德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试图回到19世纪辉格史学的过时传统，毕竟阿克罗伊德本人谈及自己最欣赏的历史学家时，提到的都是辉格史学的几位巨擘。当历史学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而非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时，辉格史学的“不够严谨”成了被诟病和纠正的对象。就如倒洗澡水同时倒掉了婴儿一样，辉格史学书写的优美文风也被看作是准确性的敌人而被放弃。专业历史书写愈发强调科学化来证明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却逐渐忽视了历史本应具有的美学旨趣。讲好故事与求实求真并非矛盾对立，二者都应是历史作家及历史学者的基本功力，阿克罗伊德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