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舞蹈团的最新剧目《不期而别》正在最后的排练阶段，这个节目可说“好事多磨”，它起初是在2019年为舞团20周年“庆生”之作，首演在即时遭遇疫情，一耽搁就是三年整。现在，舞团和这支“未完成的新作”都迎来重启，11月3日，《不期而别》将在上海YOUNG剧场首演。

这些天，金星切换于中法时差，牵挂着《不期而别》在巴黎的排练进度，见缝插针地构思她的编舞新作《波莱罗》，还要紧锣密鼓地筹备和图米纳斯导演合作的舞台剧《樱桃园》，她要演柳苞芙。难得消停的片刻，她开口谈起的却是话剧九人的新作《庭前》：“我对身边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不喜欢看我演的《日出》，但去看看《庭前》吧，那是好作品该有的样子——讲出观众的渴望，让他们听到藏在心里的、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交流的声音。”

谈新作《不期而别》，她屡屡强调：“舞蹈要让舞者和观众一起释放内心的声音”，“编舞和舞者都要眼里有人，要看到周围的芸芸众生，要交流”，“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艺术应该有意识地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金星欣赏陈佩斯主演的《惊梦》，对于戏里的台词“应了的戏就得唱”，她感同身受。重启《不期而别》，也是兑现当初“应了的戏”。她不奢望《不期而别》会成为在“戏台”上长长久久传下去的节目，但这部作品有它无可取代的特殊性，从它的“半途而废”到“重装再来”，编舞、舞者和作为艺术总监的她都经历了在2019年以前难以想象的一段特殊时光，他们重聚于排练厅，把各自在这三年中的生命体验注入创作中。

两位编舞莫娅·麦克尔和大卫·埃尔南德斯，通过14个舞者不同排列组合编排的独舞、双人舞和群舞，探讨个体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的距离，以及多样化的人与人的共存。《不期而别》的舞蹈并不承载具象的叙事情节，但给观众传递着关于“表达和交流”的具体意象：有独舞的女舞者始终躲闪着不加入任何一组群舞，有两两之间的双人舞或者在试探中错过、或者在亲密的彼此吸引后演变成激烈的对峙，也有群体之间的观望、相斥和渐行渐远。

四年前，金星邀请编舞莫娅和大卫为舞团20周年排一部纪念作品，她的初衷是欣赏莫娅在舞蹈中表现出的能量感和生命感，而大卫的思辨力和对大作品的结构把控力，能和感性的莫娅达成互补。但实际上，强悍的莫娅和敏感的大卫在排练厅里矛盾不断，创作磕磕绊绊，临近尾声时陷入卡顿，金星焦灼于演出档期迫在眉睫，没想到不可抗的外力“封存”了这个作品。

现在的《不期而别》几乎推翻原稿重来。经历过去三年，莫娅和大卫对舞蹈的理解、以及对彼此的理解，多了复杂的包容度。编舞和编舞之间，编舞和舞者之间，以及舞者和舞者之间，排练场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能更积极健康地表达“自我”，同时和差异化的“他者”共存。

这一点，对中国舞者的触动是很大的。金星带着上海团的九个舞者初抵巴黎，他们进入排练厅时，身体和思维习惯性地揣摩或执行编舞的想法，他们下意识地在“取悦”编舞和场边的金星。同场巴黎团的五个舞者是不同的状态，他们有着和编舞同样活跃的表达欲，把排练场上的身体每一个动作当作交流的语言，而不是任由编舞摆布的技巧容器。在不断调整方向的创作中，并不存在工整的“合唱”。金星在巴黎的排练厅里陪了一段时间，感触颇深：“这次的创作过程对团里的舞者来说，也是重新经历‘开放’。他们意识到舞蹈不是为了讨好我或者讨好观众，不是为了制造整齐划一的场面。跳舞是因为心里有话说，每一具身体里的声音，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杂音，都是有意义的。”

金星认为，这个作品的排练相当于让舞者们经历了被唤醒的过程，他们在高度的专注中“自我”醒来了，通过舞蹈交出了自己，也在舞蹈中看到了他人。可以期待这个作品演出时，舞蹈将实现台上舞者和台下观众之间的心灵交流。

《不期而别》的创作者背景庞杂多元，编舞莫娅是南非姑娘，大卫是在欧洲长大的美国人，14个舞者里各种肤色、族群都有。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原住民和现代社会，不同文化背景在排练厅里混成调色盘。总有人问金星，这是不是刻意安排，是不是要强调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化用？她直接否定了：“多样文化的平行并存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改造我我变成你，而是尊重差异的存在，让差异化的表达顺其自然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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