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三部曲”

夏坚勇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宋史三部曲”系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深耕宋史十余载大成之作。包括《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三种。分别以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北宋真宗大宋祥符元年这三个深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段作为叙事节点，从岳飞被杀、庆历新政、宋真宗东封三个富有意味的历史事件入手，进入历史横切面，阐微发幽，抽丝剥茧。

作品叙事时间横跨两宋，举凡风俗、物价、科举、艺文、官制、改革、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天象、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官员，巨细靡遗，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与君臣制衡，到勾栏瓦肆引车卖浆的百态世情，生动反映两宋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堪称文字版“清明上河图”。

夏坚勇“在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对象，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宋高宗、宋仁宗、宋真宗、宋太宗、宋徽宗等等，帝王君臣都是人，懂人性自然也就懂帝王，他深刻揭示出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深入发掘事件背后人性幽微与共通之处，读懂人性的亘古如斯。

>>内文选读：

临安

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的天气大致平和，至少没有下雪，因为翌日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这时候如果下雪，臣子一定会作为祥瑞上奏而“诏付史馆”的。

临安的城市格局很有意思，它是坐南朝北的，大内的宫殿在全城最南端的凤凰山麓，而官府和厢坊则全在皇城之北。除去重大典礼，大臣们上朝都从后门进入，俗称“倒骑龙”。走后门的不光是大臣，也包括皇帝。皇帝走的是正中的和宁门，出和宁门向北，就是作为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十里御街了。但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这里还不叫御街，称之为御街是绍兴二十八年大规模改造以后的事。改造后的御街相当于东京（开封）御街的山寨版，中间是花岗石铺就的御道，专供皇帝的车驾通行；两边是用香糕砖错缝侧砌的市民走廊。用现在的说法，叫“三块板”。而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整条大街都是泥路，遇到皇帝出行，也只是临时撒一层黄沙而已。皇帝的车驾经过时自然要戒严的，但并不禁止市民围观，只要你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例如不要登高眺望（显然是出于安保考虑），男子不要打赤膊，女子必须穿裙子和短袖上衣（这一条大抵针对夏季），以及不要大声喧哗，等等。那时候人们又不知道用鼓掌来表示敬意，所以场面很是肃穆，只听到车轮在黄沙上碾过的轧轧细响。待皇上的车驾远去了，翠华渺渺，尘埃落定，禁军便移开御道两侧隔离用的红漆杈子，刚才连咳嗽也落不下一声的禁街立时变成了喧闹的自由市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也没有谁再来管你是不是打赤膊或穿不穿裙子了。三教九流中，还有临时拉场子卖艺的，称为“路歧人”或“打野呵”。请不要轻视这些几同乞丐的江湖漂泊者，在那缕衣檀板的艺伎中，据说就有当年在东京红极一时的李师师。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是鲁迅一篇小说的开头，背景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浙东乡村。其实八百年前的临安也是这样的，而且更确切地说，“最像年底”的一天应该是小年夜。这一天是总揽全局的意思，也是继往开来的意思。先前的一切忙碌和热闹都在这一天趋向高潮，好些商家到了除夕就关门打烊了，因此所有的采购都必须抢在小年夜完成。到了这时候的采购往往不是为了奢侈，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省略的。到了除夕，街道上反倒偃息下来，清静了许多，就像一台大戏开演前夕舞台上的那种清静一样。按理说除夕是年底的最后一天，而且又是和新年有着肌肤之亲的，也是应该“最像年底”的。但除夕的忙碌和以前的不同，那是转入了一个个家庭的忙碌，那些洗、扫、煎、煮，全都是一家一户闷头做的，只有声响和气味飘逸出来，在坊巷里汇聚，久久不肯散去。一家一户的忙碌毕竟缺少互动效应，因此也就少了许多场面上的热闹。而且还有一层意思，小年夜以前的那些日子都是属于“人”的，所有的忙碌都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无论粗枝大叶还是精工细作都透出居家过日子的温暖。而一旦进入除夕，日子就要交给鬼神了，一切都凸现出约定俗成的仪式感，禁忌渐渐多起来，气氛也越来越神圣乃至神秘，举止言谈都变得拘束了，真正是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

临安除夕的神圣乃至神秘是潜藏在无数个坊巷庭院里的，而年底的热闹则汇聚在从和宁门到万岁桥的这条城市中轴线 上。御街——我们且先借用这个名称——的热闹在小年夜这一天达到了极致，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营造出这热闹的背景音乐，各家商铺的市招彩棚是为这热闹点缀的布景，流动商贩的吆喝总是生猛亢奋，是这热闹里喷薄跃动的精气神，而摩肩接踵的人流则是这热闹里自愿自觉的龙套，他们把热闹点点滴滴地聚拢过来，又枝枝蔓蔓地分流出去。这一天，不光是小民百姓，连宫里也派人出来采买年货。宫里过年的大宗用物自然都有各地进贡，现在要买的都是些零头碎脑的小物什，诸如门神桃符、迎春牌儿、钟馗财马、时果市食，甚至发压岁钱或红包的小口袋。还有一种讨口彩的小摆设：在柏树枝——柏树以叶片的形状分为圆柏和扁柏，这里要用扁柏——上缀以柿饼，插于橘中，取三样东西的谐音称为“百事吉”。这东西民间用得，宫里也用得，很热销的。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两侧以中央机关为主。过了朝天门，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刚进入腊月的时候，各家商铺的老板还不大走出柜台，他们笃悠悠地拢着手，彬彬有礼地和顾客应酬，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过了腊月半，有些商铺开始把货物搬到门前，这是步步为营的战略，也是准备短兵相接的态势。老板们也不再那么笃定了，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学会了上蹿下跳，脸上的笑容和遗憾都极其夸张，甚至还要和满街那些蝗虫似的流动商贩比试着秀嗓门。这一秀不打紧，仿佛启动了军备竞赛的阀门，反刺激得对方更加来劲，那叫卖声是甚嚣尘上、响遏行云的。若仔细听去，其间又五音杂陈，杭州方言中掺和着北方官话的腔调。自宋室南渡以后，不光北方的皇室、官员和士兵扈从南下，大批的商贩小民也历经颠沛流离，移居临安。起初那几年，临安居民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经过十多年的掺沙子，那带着黄河水的泥浆味和中州大地上槐花香的北方官话亦入乡随俗，逐渐融化于“杭音”之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语言系统。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原先的杭州方言，也与周遭的吴越方言迥然有别的新语种，它体现了一种贵族气派和天子脚下的优越感。正因为语言中附着的某种身份标识，土著居民也乐于攀龙附凤，以能说几句洋泾浜的“北音”为时尚。例如他们呼玉为“御”、一为“倚”、百为“摆”，这些都是北方官话的腔调，镶嵌在吴越方言中，恰到好处地渲染出临安人的皇都意识。——摘自“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绍兴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