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在已经有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就能够予以解释的？比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道路，有哪些发展状况符合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规律，又有哪些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对于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困难、问题以及挑战，我们到底如何去应对？

2023年6月9日下午，由上海市社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从大国发展与转型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大国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上海市社联‘望道计划’启动仪式”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

上海市社联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手推出的“望道计划”以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也是上海市社联第一任主席陈望道先生的名字命名。陈望道先生不仅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也是一位以研究解决中国社会的语文问题、进行语文改革为己任的社科大师。“望道计划”旨在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支持一批有学术引领力和大众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出版，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大国经济学》是望道计划支持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作一部影响一代人的经济学作品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作为作者团队代表介绍了《大国经济学》的写作背景与整体理念。陆铭教授回忆，20世纪末，以宋承先先生撰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代表，现代经济学理论得以系统地引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的接轨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时光飞逝，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面临着新的任务：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应该要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经济的整个走向进行解释，一方面从国家规模与转型特征入手，补足现代经济学在认识中国发展时所欠缺的细节与视角，另一方面则应进一步剖析中国发展道路背后的经济学普遍原理，增强与世界的对话和互信。

历时三年，这部由全国九所顶尖高校十位一流经济学家联袂创作的《大国经济学》出版，彰显了这批70后、80后的经济学家们为绘制中国经济全景图，构建理解中国发展新常识的努力。作者们操刀各自深耕的领域，围绕“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分工写作。这三项目标固然是国家发展的普遍要求，但对于一个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极速发展与转型的“大国”而言，有着特别的含义。

《大国经济学》突破惯常“以门类分章节”写作中国经济学的做法，建立了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主线。全书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性，第一章从全球化入手，引出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转型：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相对封闭到开放的转型。第二、三章分别从行政和财政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治理结构，第四章是体现中国独特转型特征的所有制问题，第五章展开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特色非常重要的产业政策问题。此后两章涉及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分别是以人口和土地为核心的区域发展问题与金融市场和资本配置问题。第八章论述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世界经验与中国现状，第九章落实到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问题，最后一章则在回顾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基础上，探讨传统文化跟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碰撞与融合。

为了讲清楚中国这个起点独特、规模巨大、区域差距显著、治理层级复杂的链接全球的制造业大国的发展故事，十位作者提供了一份基于大国发展与转型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读本。

“大国”对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意味着什么？

在圆桌分享环节，《大国经济学》的作者们从各自角度出发，共同探讨了“大国”对于经济学研究和中国实践的意义，也对中国面临的转型挑战与发展形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汝岱指出，一个国家在开放中的获益程度因规模而异，中国作为大国，在开放过程中收益颇丰，但目前的确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缩小的难题，而经济政策和政治博弈的影响也正变得越来越大。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徐现祥在书中描画了大国央地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并认为其中存在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可以为我们展望中国央地之间未来的互动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一是开启新一轮的央地互动周期，二是呈多赛道试点的新试点。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表示，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还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模式后面延续和发展，而目前大多数关于分税制改革的理解都只是从钱的角度去理解，但是从大国治理和国家市场建设的角度看，分税制是系统改革，它根本或者主要的作用不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它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此外，范子英教授特别指出，思考大国财政问题，必须做激励和平衡，这是认识央地财政关系的关键。

来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罗知教授长期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在讲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同定位、作用与发展之外，还特别提示大家注意大国内部的差异性。罗知教授分享了她观察到的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营商环境和大众理念认知上的巨大差距，还举了2020年的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行的例子，其中中国位居全球第31位，不乏获得95分、97分这样高分的指标，但事实上，这个排名是由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的加权得到的，无法反映中国全国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关系的情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言简意赅地指出，任何扶持政策严格意义上讲一定间接地打压了其他人，存在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就是说是否获得足够的好处是衡量产业政策的关键。尽管对获益的衡量有很大讨论空间，但是大国的特点可能会使产业政策有更强的可行性，而其潜在的风险也会增加产业政策的难度。在热烈的产业政策讨论中，陈钊教授强调，要发挥产业政策的效果，市场机制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陆铭教授为全书撰写了绪论，也负责“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变局”一章的写作。陆铭教授指出，依据传统的激励体制，中国的大国治理还没有完全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最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依然是修改对于“平衡”的理解，即由追求传统意义上总量的平衡，转变为追求人均的平衡。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钟宁桦长期从事金融研究，他总结道，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是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作为一个大国，通过比较特殊的金融体系，做到了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大量低回报的投入，使得我国部分主体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抑制。未来，我国金融体系调整的一个重点就是金融和财政要实现分家，金融体系的改革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都是极其重要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从“长期、全局、多维”三个关键词展开讨论了中国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并提示，中国第三产业GDP占比已经超过50%，面对无法避免的结构转型，如何转变治理方式与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斌开表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目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偏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陈斌开教授认为，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金融市场的机会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

最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辉文在分享中提出，有效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激励创新的有限责任原则、法律和道德共同构成的良序治理，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制度基石。相应的，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李辉文教授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义利相兼与情理交融的传统。

《大国经济学》的作者们相信，如何深刻认识中国发展所依据的普遍规律，怎样讲清楚中国到底特殊在哪里，是目睹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发展与迅猛转型的经济学家们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构建一部大国经济学需要多少个维度？这群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他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