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温哥华》

蒋在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飞往温哥华》里的人物都呈现出一种既主动又被动的生命状态。

一对早年离异的中产父母，为了陪伴身患抑郁症的儿子而飞往异国；分手的异国男女想要战胜曾让他们分开的东西，死亡的威胁却悄然而至；寄居在姥姥家的女孩，盼着父亲归来一同放风筝，等着昏迷的母亲醒来；涂口红、翘着兰花指、卖洗衣液的男孩，以自己的方式强硬地生活着；父亲去世半年后，男孩收到叔父的邮件，从温哥华前往西雅图的农场处理遗产；女孩小茉莉夹在母亲的重病和父亲的异国婚姻中，审视着自己的不幸和成年人以爱为名的自私。

作者蒋在是拥有全球化视野的九零后写作者，异国生存经验和对当代青年内在精神的探索共同构成了她的写作疆域，她的作品呈现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故事和千禧一代的成长心灵秘史，缓缓穿过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孤绝、痛感、孱弱瞬间，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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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睁开眼睛，机舱里的灯已经灭了。打开飞行显示屏，模型机在那片深蓝色的海域上飞行，她不知道地面上的时间，以及她的丈夫在做什么，她和他是第二次这样失去联系。近九千公里的距离，屏幕上显示已飞行四千多公里。

她想着还有几个小时，将与前夫景崇文重逢。她记不得他们是哪一年离的婚，十年前？八年前？或者更远。好像是一个春天，她穿着一条齐脚踝的黑白条纹的裙子从办事处昏暗逼仄的办公楼里走出来，墙角的地面上落满了黄色的迎春花，还在枝丫上的花反而是黯淡的。从那天起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在机场候机时，她想象过景崇文现在苍老的样子，她甚至觉得自己会哭。

半年前，她给景崇文打电话说自己在温哥华，儿子病了，病得很严重，问他能不能申请提前退休。景崇文那头从嘈杂的地方换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她才听清他在那头小声地问：“儿子究竟得了什么病？”

这些年景崇文也病过，他都是自己去医院挂号等待手术，从没要求谁去陪过床。所以景崇文下意识地觉得儿子得的病一定比手术开刀更严重。

她说：“不好讲，反正需要你过来陪一下。你来了就知道了。”那时她已经请了一个月的假来陪儿子，再这样继续下去，她的工作也难以为继了。

他问她：“你呢？”

她说：“我的假休完了，得回去挣钱。”

景崇文原可以答应下来，一想到他们早就已经离婚了，凭什么还要听她的，他就不用挣钱了？就说：“我退休损失会很大。”她说：“你真的要过来，不然你会后悔的。”他被噎住了，退了一步变换了声调说：“再说办理退休也需要时间。”

“再大的损失也抵不上儿子的病，正因为需要时间，才叫你现在申请。”

他沉默了。

“你赶紧申请，我不挣钱，儿子这边的开支无法继续。”接着还没等景崇文回话，她就挂断了电话。

图源：视觉中国

二

她静静地看着屏幕上那架模型机匀速地飞着，脑子里想着几个月前，陪着儿子来到温哥华。儿子在外留学九年，她是第一次出国。儿子准备读博，她陪着儿子寻找新的住处。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儿子病了。她早该想到儿子得了那样的病，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些年艰难的生活，让自己的脑子变得越来越狭隘。

直到有一天早晨，儿子差点打了她。被撵出去的她沿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向前走着，她边走边哭，但是她也没有往那个病上去想。好好的，怎么可能往那方面去想？她只觉得太失败了，倾其所有送儿子出国念书，换来的是不依不孝，她真是痛恨自己。

她迎着明亮的鸟叫走着，空气中青草和花的香味都湿漉漉的。路标上的英文字母她一个都不认识，她怕自己走丢了给儿子带来麻烦。没有地方可去的她，又不得不朝前走。她就只好去记树的样子，那是一棵弯曲得扭捏的日本松树，还有一棵铁杉，房子的前面开了什么花、自己从什么地方拐到了什么地方，她不停地回头确认。

她走到长满灌木松的路上，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阳光从松树的枝丫缝隙间透了出来。早晨过后，温度在逐渐升高，她手边连瓶水都没有。偶尔经过的公交车上，稀松地坐着几个人。她感觉这个世界离自己很远，阳光草地花木一切都与己无关。

每天傍晚来临，房东给草坪浇完水，就会站在竹篱笆院墙那儿，跟一个金发的白人聊天。那时夕照正好落在花上，吸了水的花楚楚妖艳。她以为只有中国妇女才会站着聊天，而且是每天都那么大声地聊。不过房东是温州人，儿子在网上租住了她家的地下室，且只能住一周，别的时间早被中国学生们订满了。

刚到温哥华时，她觉得天宽地阔，处处乡村景象，实在太美了。每家独门独户，屋前屋后都有宽阔的草坪，满眼的花草树木，唯独出门要走上一段路才能坐车。第一天，儿子带她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越南餐馆，吃了中国的面条。她记得餐馆里人很少，除了音乐几乎没有任何声音，餐馆颜色的主调是黑色，墙上挂着她不熟悉的各种画，不过她觉得非常好看。

主街道上车少人也少，在强烈的太阳光下走着的人，像是游离在世界外的影子，不同肤色不同发质。一切都与己无关。与世界失去联系，不过就是什么都不属于自己。每天早上走出门，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有时候会在地上砸出一个坑。那个落下的坑，给人一种特别的想象，鸟会飞来啄上面的果肉，成群的鸟摇动树枝，果子就会掉下来。

儿子每天都在为寻找新的住处焦虑。她原本不知道没有新的住处，他们就得露宿街头。在国内不行可以住酒店，温哥华的酒店一晚上近两千元人民币不说，主要是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还有很远的距离。儿子发怒时就问她知不知道他们就要被撵出去了，那么多行李怎么办？她想不到儿子会变成这个样子，锥心的痛感让她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儿子说这是加拿大，不是中国，只要他们吵起来，邻居听到就会马上报警，他们中的一个就会被警察带走。她一句英文也不会说，被带走的肯定是她。

儿子打她的电话，让她回来，并在电话那头告诉她，电话一分钟呼叫方收费三块钱，接听方两块钱，所以别在外面赌气不回来，让他花钱继续打电话。

那天下午，她回来的时候，看着她儿子正在搬运箱子。一个中国同学和她的丈夫开车，把儿子研究生毕业时的所有行李送了过来。他们把东西放在路边，一个又一个墨绿色的塑料箱子，她数了一下共有十二个。在加拿大生活九年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她想着每个假期学校要求学生把行李带走，儿子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把这些东西一次次搬到不同的同学家的地下室去寄放。

送箱子的同学问她想不想去参观温哥华大学，她心动了一下，偷偷看了儿子一眼，之前她一直向往儿子能够考上这所大学。可是现如今她连去看一眼的念想都灭掉了。她看着同学和丈夫抬着塑料箱子，从草坪中间的小路上摇摇晃晃地穿过来，那儿靠苹果树不远的地方开着几丛粉色的月季。同学把箱子放在地上停下来歇气，她看着他们，真是羡慕这一对中国小夫妻。他们从复旦大学读完研究生，两个人一起申请到温哥华大学来做博士后，然后留在了这里。

什么时候儿子也能找到一个女朋友，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她这样想着，感觉心里面的痛苦稍微平息了一些。炽烈的阳光下，花和草都泛着她在国内不曾见到过的光，她记得第一天来温哥华的时候，她还心怀希望地辨认着路边的草，小时候熟悉的草在这里又看到了，她似乎找到了一种对应的生命和时间。或者是她有意要在这个陌生的、给她带来不安的国度，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东西。而现在这种感觉已荡然无存，给她增添了伤感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