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之所以为她》

[法]玛侬·加西亚 著

黄 荭 沈祯颖 译

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女性顺从在经验层面上的复杂性从来没有被抽丝剥茧、细细分析。追随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脚步，本书作者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研究社会中存在的性别等级是如何深刻影响女性的生存体验，因为理解女性为何顺从是走向一切解放的必由之路。如果这个世界希望女性“成为自己”，那么女性首先要找到“自己”之所是。

>>内文选读：

爱我所爱，且用我的方式去爱（导读节选）

黄 荭 沈祯颖

自古以来，不论中西，顺从都被认为是女性重要的美德之一。《仪礼》教导女子要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圣经中的《提摩太前书》一再强调“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即使是启蒙时代提出“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卢梭，在《爱弥儿》这本论教育的书中也不乏对性别差异的偏见：“如果说女人生来是为了取悦于和从属于男人的话，她就应当使自己在男人看来觉得可爱，而不能使他感到不快。”被历史重重塑造的“永恒的女性”成了现代女性隐形的束身衣，时刻提醒她要安分守己、宜室宜家。

因此，在思考女性顺从的本质时，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困境：要么把它视作一种女性与生俱来的气质，落入性别歧视的陷阱；要么遵循性别平等原则，把它等同于男性顺从，也就是说，将其视作违背人类自由天性的道德缺失。不过，这样的本质主义或古典哲学的观点正是玛侬?加西亚想要批判的靶子。她拒绝将自己局限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而是跳出传统视角，从实际经验出发，展现女性顺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玛侬·加西亚在书中多处援引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处境”概念：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套特定的社会规范，它规定了个体行动准则并制约着个体的选择，任何人都无法跳脱出自身的处境或独立于这个周身世界而存在，而性别差异正是构建这种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元素。处境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女性顺从的历史机制：男性统治是一个漫长的异化过程——男性自视为主体，将女性构建为客体和绝对他者，并用顺从来定义女性气质。因此，女性顺从不是天性使然，而是处境的产物，是先于女性个体而存在的社会规范，是一种被强加的既定命运。

然而，这样的结论并不足以消弭道德缺失的问题。女性为何不抵制并反抗这种由社会施加的带有明显歧视和不平等的规范呢？她们的顺从是否意味着对天赋自由的放弃？玛侬·加西亚着重探讨了女性顺从的身体维度，她认为，女性在男性统治下的异化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体的异化上。波伏瓦曾继承现象学的哲学思想对“生理身体”和“经验身体”进行了区分。“生理身体”本不具备任何意义，但女性的生理身体却因其依附地位而变成了社会意义的载体，它在男性凝视下被客体化为性欲的对象和绝对的他者。女性体验“经验身体”的方式建立在已经社会化和客体化的生理身体之上；她的身体首先是一个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而不是一个“为我的身体”。女性被剥夺了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她们被迫顺应外界的期待并服从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因此，女性顺从无关选择的问题，在男性统治下，她们的选择权是缺失的。由此，加西亚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接受顺从并不是一种放弃自由的主动之举，而是无可奈何（常常也是别无选择）的被动之举。

玛侬·加西亚认为，实现两性平等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质疑和挑战所谓的“天经地义”和“理所应该”。对女性最大的禁锢是她们自身对顺从的接受和认同，使她们成为自身顺从的“共谋”。要改变女性顺从的地位，就必须要让女性个体觉醒，放弃顺从带来的安稳和特权，敢于承担自由的风险，主动掌握人生的选择权。诚如德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乌特·艾尔哈特所言，“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好女孩接受社会的规训，而坏女孩敢于和传统决裂，敢于面对未知的风险，敢于发掘更多的可能性，敢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里的“坏”已无关传统道德体系下的价值判断，而是代表了一种新时代果敢自由的女性形象，她们不再是他人的附属品，不再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是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为之奋斗，追求更多的自主权。女性扭转顺从命运的拐点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坚定地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

只有在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平等的社会，女性才能撕掉“顺从”这一古老的道德标签，自由地去追求向往的生活，不在爱情中迷失，爱我所爱，且用我的方式去爱，就像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期盼的：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

只有这样，女性（还有男性）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