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苏轼》

朱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苏轼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的成就如何？苏轼在政治上有哪些才能？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如何评价苏轼的一生？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除了苏轼成就非凡以外，还因为他作品中的思索和关照，总能触动人心，他的创作和人格，光辉璀璨，跨越时空，千百年后，依然令人敬仰。本书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写给大众的苏轼读本，可说是简明版的苏东坡传记+名作欣赏+进阶指南，能帮助读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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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的说法，苏轼自病自诊，用药有误。他认为苏轼原本中有热毒，却因饮冷过度而受病，乃是“阳气为阴所包”，应以服“大顺散”为主，“而公乃服黄蓍粥，致邪气内郁，岂不误哉？……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法宜甘露饮、犀角地黄汤主之，乃又服麦门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冬三味，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坡公惜之”。其说可备参考。也许，苏轼用药有误是加速死亡之一因吧。

不过，苏轼给自己开出药方的同时，也是做好了走向生命完成之准备的，在此时与友人往来的许多书简中，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清醒地直面着生死大事。到弥留之际，除了因不能与苏辙面辞而感到痛苦外，其他一无牵挂。后来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述其临终情状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世。当时黄庭坚也听常州来人相告后说：“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与王庠周彦书》）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他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

苏轼面对死亡的这种心态，我们从他留下的最后作品，即其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也可看到。“琳长老”是云门宗禅僧径山维琳，苏轼在杭州的时候聘他做了径山寺的住持，此时听说苏轼在常州病危，便于七月二十三日赶来相访。夜凉时分，二人对榻倾谈。维琳已经了解东坡的病情，他是专程为东坡居士的生死大事而来的（按当时的习惯，临死的人身边不能缺少一个宗教徒的）。二十五日，苏轼手书一纸给维琳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已觉大限将至，而心态平和。二十六日，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也次韵作答，就是《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三苏祠苏东坡雕像（图源：视觉中国）

苏轼清楚地记得维琳与他同龄，都是丙子年（宋仁宗景祐三年）所生。他先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们生命的长度，三万日不为不多，如果每天诵读一千首偈语，则积累的佛学修养已经甚深，但此时回顾，则如闪电一般，迅疾而去了。对此无奈之事，东坡表现得甚为平静。五、六两句才是正式回答“问疾”的。疾病就是人身的机体出了问题，所以要追查这人身的来历。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无所谓疾病。

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但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产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故关键在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而引起的种种满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人身上这些与自然不符合的东西，才能根本地解脱疾病，而回归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就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结尾“平生笑罗什”两句，维琳看了后觉得难以理解，苏轼索笔一挥而就：“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这鸠摩罗什是印度僧人，十六国时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临终时令弟子们朗诵神咒，想以此延续生命，但没有成功。苏轼的意思是，那位高僧真不该作此无益之举！这表示他认为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听觉先失去的。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僧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在苏轼临死时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往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旁的钱氏朋友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往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苏轼去世以后，所谓“建中”之政也在当年结束，次年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政，“新党”大获全胜，蔡京入朝，将“元祐党人”的名单刻石颁布，曰“元祐奸党碑”，苏轼列名于显要的位置，其文集、著作皆遭禁毁。而此时的苏轼，已安眠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这是苏辙遵其兄长的遗嘱主持安葬的。十余年夜雨萧瑟之后，苏辙亦安葬于此地，兄弟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