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为什么说 “人生三次入大学”？

2015年，日本国内传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从学界到产业界的震荡。尽管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一波巨大恐慌也让不少有识之士重新审视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重理轻文的问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前东京大学副校长、社会学家吉见俊哉的这部《“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日] 吉见俊哉  著

王 京  史 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有用”的两个维度

完成目的的有用性与创造价值的有用性

如上所述，大学的“有用”不应局限于服务国家或产业。对神有用，对人类有用，对地球的未来有用……大学面向的领域有多个维度，但都超越了同一时期的政权、国家权力或是近代市民社会等限度。

这种多重性，还包含着时间跨度的不同。希望文科的知识三年五载就能起作用也许困难，但如果是从30年、50年的中长期时间跨度来看，人文社科的知识也许远比工程学更为有用。因此，应该放弃“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无用但很重要”式的议论方式，强调“人文社会学科长期而言非常有用，因此价值巨大”。

为此，我们必须深思何为“有用”这一问题。大而言之，“有用”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对此并不擅长。例如，新干线就是思考怎样组合技术才能实现东京与大阪间的最快移动这一目标并努力开发得出的结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学领域，正在开发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并进行语言检索的系统。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才产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积极成果。而文科很难取得这样显而易见的成果。

但“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有时候本人正不知如何才好，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茅塞顿开，此前觉得颇为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情况，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这种创造出价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这种实践一旦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

重回韦伯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洞化的系统。

韦伯的经典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洞见。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价值尺度是不断变化的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说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价值尺度绝非一成不变。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间的差别。索尼之所以没能够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而iPad、iPhone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声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