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爱》

周苏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我也感到陌生。四年前的我创作时在想什么，我也很好奇。

坦白讲，重读的心情分外复杂。有些小说压根不敢看，我没勇气面对那样的自己。有些小说可以匆匆速读，边骂自己边找重点。有些小说会久久停留，甚至能想起在哪家咖啡馆听着哪首歌，冒出这种灵感。想到后来应该有眼泪落下来，但是没有，因为我长大了。

写书的人，是我，也不是我。

同时，我意识到一点微妙的悲剧性。即我当下写的作品，无论小说或剧本，出版制作周期的缘故，总要好几年才能抵达观众。每当我写最满意的时候，无法和大家共鸣。而当大家看到，我又开始嫌弃和羞愧。

不过，就像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我说服自己，作家理应是河，是海，好的坏的要全盘接受，才有足够的能量站到上帝视角。

写作的确改变了我。人都会被职业形塑，这一点到中年同学聚会时，差异尤为明显。我已能想象自己未来的轮廓，坐在饭桌边一言不发，人自身的变化，人与人的差异，平淡或离奇的命运，听到什么我都只是笑笑，只想去拍拍人家肩膀，是啊，我懂你。

我应该做那个懂所有人的人。

这是作家的职责。故事讲究戏剧矛盾，而真正深刻的矛盾，一定是价值观的矛盾。不可避免，我总要写一些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不一样意味着尊重，甚至是厌恶。但当我厌恶笔下的人，那一定写不好。只有写到这个人很兴奋，触到我心里某个角落，情感自然涌上来，人物才能活。

不写工具人，以及绝对的正反派，是我的底线。人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很痛苦。正如在现实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逻辑，并在这个逻辑里合理行事，正义行事。我的意思是，小偷偷东西时，也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我必须站在更高维度，才能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组局。

而在创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敏锐力和共情力在增强，对事物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在扩大。写作要求我看到层次，看到变化，好如何建立在坏的基础上，坏又如何从好里生长出来。

我写长篇时，设置两对六零后夫妻，性格非常对立。但写着写着，到某个点上，他们突然交汇了，变成很相似的人。不是瞎编，而是精准好性格，人物会自己走下去，走到作者都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愈发感到人和人没太大差别。道德是相对的，善恶是模糊的，这个人逻辑里的好，是那个人逻辑里的坏，可逻辑和逻辑没有对错之分。是余华在《活着》里追求的高尚，对善恶一视同仁，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是嘉靖在《大明王朝1566》里的长江黄河论，清水浊水都会泛滥，也都需治理。

简单价值观里的人比较幸福，凡事下定义贴标签，情绪便可明确处理。但张爱玲写，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要继续写作这条路，我只能当一个真人。是幸运，也是悲哀。

从2009年高一，到2022年现在，13年时间终于出了第一本书。简单回顾来时的路，早八年是与自我意志的搏斗，我也很惊讶，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铁了心要当作家。2017年，进剧组跟着前辈写电视剧。2018年，写七个短篇，即《空心爱》这本书。2019年，写话剧并排演，构思长篇小说。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写完23万字的长篇。之后休整，尝试一些别的事，直到2022年夏天，写完一个电影剧本。

概括起来不过三言两语，早年受的苦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唯一想提的，是创作本身。

电视剧剧组出来后，我迫切想写自己的作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玉米》，这三本在当时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很想一蹴而就，但根本做不到。不管从哪个层面，我的能力都很匮乏。于是逼迫自己，每写一篇就要有质的进步。

现在短篇集的排序是乱的，如果按时间来，可以清晰地发现创作上的变化。有些小说重深度没叙事，有些小说重冲突没辨识，可不要紧，慢慢就会感觉到，这些能力在综合性地进步着。所以《空心爱》里的八个短篇各有侧重，参差不齐，是我有意而为之。觉得笔力稚嫩是对的，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