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萧功秦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于封建统治有极大优越性，辅之以科举制度，令儒家文化传承千年。不过，近代之后，儒家文化却限于困境。儒家文化因何迅速衰败？探索士大夫心态的演变，为我们观察中国近代史提供了重要视角，而这正是萧功秦先生《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一书所回答的问题。

明清海禁之下，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逐步脱节，进而变得封闭保守。郑和下西洋之后，万国来朝的盛况，令士大夫群体产生了极大的虚荣心，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而四方皆是“蛮夷”。乾隆朝，清军在翻越喜马拉雅山、平定廓尔喀之后，统治者更是认为自己“十全武功”，完全可以拒绝“英夷”的一切要求。

近代，即便经历了两次失败的鸦片战争，士大夫依旧把洋人理解成寇边犯境的“蛮夷”，与历史上的匈奴、契丹类似；把开放贸易、五口通商理解成宋辽“互市”；把西方的天文算学理解成《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夜观天象、掐指一算，而大清依旧是天下的中心。更令人惊讶的是，驻外使节刘锡鸿在目睹了西方的科技成果之后，竟然极力反对建铁路，于奏疏中列举了“势不可行者八，不利者六，有害者九”的23条理由——凡与“洋”字沾边的任何事务，在儒家士大夫眼中都是要批判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卫道”，卫了儒家的“道”。再后来，曾纪泽仅仅因为家事乘坐小火轮至长沙，就引起湖南官绅群起攻击；而郭嵩焘则遭到了“乘小火轮返湖南，湘人焚其火轮”的无奈之事。

有意思的是，儒家士大夫在拒绝正视西方世界之后，却臆想着如何战胜对方。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御史徐道焜奏称：“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吏部尚书启秀上奏，请求慈禧杀尽各国公使，并称五台山和尚普济有神兵十万。大学士徐桐请慈禧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以灭洋人。读这些奏疏，让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们深信自己处在神话之中——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竟然可以下界，五台山的和尚竟然可以撒豆成兵……直至八国联军的官兵在紫禁城内拍照留念，才给中国士大夫浇了一盆冷水，让他们从自己臆想的世界中清醒过来。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只不过偶有曲折，但对中国近代士大夫而言，思维上的停滞性、非理性的排外，却令一个大国充满坎坷。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就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到了近代，士大夫多半只将这句经典留在纸上，于实践中焉能不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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