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寻踪》
韦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韦力是藏书家、古籍版本专家。他用了七年多时间寻访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遗迹，写下多篇文章，汇集而成本书。全书包括北京金台书院、河北莲池书院、山西石芸轩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浙江万松书院、浙江紫阳书院、陕西正谊书院等共57座古代书院遗址的寻访札记。在57篇游记中，作者着意考订相关史实掌故，描述相关历史人物生平沉浮，并穿插书院藏书、刻书及书籍流传递藏脉络，作者亲临实地勘踏考察，并拍下了许多照片，文笔生动，引人入胜。
>>书摘
关于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研究者大多会引用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四中的所言：“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故而均将唐玄宗时的丽正、集贤作为书院之始。然若把书院视之为学校性质的教育机构，其实早在此之前的千余年就已存在。陈登原在其专著《中国文化史》中称：“在唐以前，私人授学之所，名曰精舍。谢承《后汉书》云：‘陈实，字仲弓，归家立精舍讲授，诸生数百人，’‘董春，会稽余姚人，立精舍，远方门徒从学者常数百人。诸生多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问难者百余人。’此即书院之前身。六朝以后，此风愈盛，僧道又各有精舍，以授其徒。此盖书院之前身云。”
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私家教育机构的记载，只是当时的称呼是精舍而非书院，故陈登原把早期的精舍视为书院的前身。但若以讲学论，孔子聚众授徒乃是春秋时的事情，想来那时的讲学地点也应当有类似的精舍，只是不知当时是否已有专用的称呼，如果将此也视为书院的前身，那么中国书院的历史可以追述到春秋时期。若以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玄宗朝在设立丽正书院前，已经有了“书院”一词的使用。比如雍正版《陕西通志》卷二十七中称“瀛洲书院在县治南，唐学士李元通建。”而李元通原本是隋朝的鹰扬郎将，后期归唐，被李渊任命为定州总管，后来与刘黑闼作战，兵败被俘而死节。刘黑闼在唐武德四年称汉东王，兴兵反唐，两年后兵败被杀。如此推论起来，李元通创建的瀛洲书院当在唐武德六年之前，这个时间要比玄宗朝的丽正、集贤书院早近百年。
若以性质来论，丽正与集贤乃是已见记载最早的官办书院，故关于袁枚所言，若将他的断语再加上“官方”二字，则更为正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了唐开元六年“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由此可知，丽正书院又名丽正修书院。而关于设置该书院的原因，《旧唐书·禇元量传》称：“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看来丽正书院的前身乾元殿乃是专门的藏书之所。而关于集贤书院的来由，《旧唐书·张说传》中记载了玄宗下令“召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谓说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名集贤殿。因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授说集贤院学士、知院事。”
关于此两殿藏书的来由，《旧唐书·职官志》中称：“汉魏以来，职在秘书。梁于文德殿内藏聚群书。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阁学士，皆掌著述。隋平陈以后，写群书正副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外阁。焬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贮书。自汉延嘉至隋皆秘书掌国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由此可见，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藏书乃是来自于隋朝宫内所藏，而玄宗下令建造这两所书院的目的，也是为了藏书及相应的校刊整理。由此可知，唐代“书院”一词最初乃是指藏书之所，故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于此有明确说法：“书院的名称始见于唐代，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曾经作过解释：‘院者，周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土墙围起来的一个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后人也时常将图书馆写成‘圕’形，大概就是沿用此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院的性质渐渐有所转变，原本专门的藏书机构逐渐融合了讲学功能，也就是书院将春秋以来所流行的精舍与藏书功能合为一体，再后来，书院又成为了祭奠大儒孔子和先贤的地方，故后世把书院的功能总结为藏书、教学、祭祀三大任务。但这三者之间并非平行的关系，后期的书院重点放在了教学方面，渐渐成为了类似学校的专门教育机构。
▲濂溪书院
虽然说，历代书院大多有藏书楼或藏经阁，但后来藏书的性质已经成为了教学的辅助。尽管如此，自唐代之后的书院很多都有着藏书事迹的记载，故而仍然可以把书院视为中国古代的藏书机构之一，它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院道观藏书并列为中国四大藏书机构之一，而这也正是我将书院作为中国文化历史遗踪专题之一的原因所在。
关于中国古代书院的数量，邓洪波在其主编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前言》中称：“书院产生于唐代，历经1200余年的发展，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数量极大，历代新建计有七千五百所以上，分布广泛，遍及除今西藏之外全国所有省区的城镇与乡村，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书人在其中开展包括藏书、刻书、读书、教书、著书等各种活动在内的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工作。”邓教授乃中国书院史研究专家，有多部专著问世，他总结出历代兴建的书院数量大约在7500多所。古代书院数量如此庞大，然而能留存至今者不足此数的零头，许多书院都是旋生旋灭，能够薪火不绝者并不多，这其中的原因则跟历代的官府政策有很大关系。
从宋代开始，书院渐渐成为了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制度的确立也在北宋时期得以完善。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将书院的功能总结为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六大事业。正是因为有这样完整的制度保证，使得书院能够在全国推广。南宋时期，书院主要处在江南地区。进入元代，书院仍有数量上的增加。然而到了明初，因为政策的不鼓励，使得书院发展有了近百年的沉寂。到明代中期，随着王阳明心学观念的传播，书院讲学又再度辉煌，但也正因为心学的广泛发展，使得反对王阳明思想的官员将矛头对准了书院。
▲龙冈书院，阳明祠
在王阳明生前，就已经有人攻击王的学说属于伪学，而其去世后的一些年，因为有人弹劾王阳明，故许多书院被禁。《明通鉴》卷五十七记载有嘉靖十六年四月：“壬申，罢各处私创书院。时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故有是命。”而《皇明大政纪》又称：“嘉靖十七年五月，毁天下书院。”看来在这两年里，朝廷两度下令禁毁书院。而对于明末时期的毁书院之举，邓洪波统计出有前后有12次之多。若以年份论，则为嘉靖、万历、天启三毁书院。万历年间的书院禁毁乃是由张居正一手策划，《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十中称：“己卯七年春正月，毁天下书院。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而《明通鉴》卷六十七所载更为详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官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
张居正去世后，经邹元标奏请，朝廷又下旨“凡天下书院，俱准复之。”到了天启年间，因为东林党势力渐渐作大，魏忠贤等人为了阻止东林党在朝中的力量，于是禁毁书院之事再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记载了天启五年禁毁书院之举：“秋八月，毁天下书院。御史张讷上疏力诋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等，请毁其讲学书院。于是，元标、慎行、从吾、懋衡俱削夺，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诸书院皆毁。”
▲稽山书院
满人入主中原后，仍然执行崇儒的政策，但对书院却颇为限制，以防书院成为反清复明的思想传播之地。《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载：“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虽然有这样的禁令在，但朝廷采取的是打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康熙皇帝曾给多所书院赐额，故书院讲学活动仍然在时断时续的进行中。到雍正六年，因为发生了曾静案，胤禛觉得堵不如疏，于是改变政策，由政府扶持建立各级省立书院，同时将书院纳入官方教育体系。雍正十一年，朝廷颁布的上谕中称：“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胤禛认为通过书院讲学，让品学兼优之士读书其中，就能够培养出朝廷所需要的人材，因此下令：“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使得书院获得了普及性的发展，故清代书院的数量远超前朝，以至于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国，甚至身居海外的华侨在意大利和美国也建有书院，而在清末时期，西学东渐，渐成扩展之势，有些教会及传教士也在中国开办了新式书院。
▲龙兴讲寺
然而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以跟得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尤其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海战，使得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东邻小国日本能够战胜天朝大国，主要是他们学习了西方的观念，故一些有志之士提出，应当改变书院陈旧的教学模式。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顺天府尹胡燏芬给朝廷上了《变法自强疏》，其中第十条为《设立学堂以储人才》，胡在此条中明确地提议将各省的书院改为学堂：“特旨通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
然而胡燏芬的提议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以利人才奏》，该折亦提议要设立学堂事：“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遍于率土。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看到了康有为所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于是下令要在两个月内将全国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饬照办理。”
▲万松书院牌坊
此后，古代的书院很快消亡了，虽然还有少量的书院流传了下来，然其性质已然成为了后来的学校。
书院的使命虽然完结了，但它在中国教育史和藏书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不容忽视。正因为如此，我将中国古代书院遗迹寻访作为了独立的专题，总计用了七年时间，陆续寻得书中所载的古代书院。虽然我所寻得的数量仅是中国古代书院的很小一部分，但其中可以看到书院遗迹流传至今的现况。而我的书院寻踪之旅，至此并非完结，我的寻访还会继续下去，以便将更多的古代书院现况展现给世人。
韦力序于芷兰斋
>>作者简介
韦力，1964年生，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致力于收藏、鉴定古籍，整理相关递藏掌故，并留心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的考察与研究。著有《批校本》《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古书之美》（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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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力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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