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韩毓海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从三个角度叙述了这位打通了中国的脉络、使大道运行其中的伟人：一、毛泽东与中国历史，特别是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关系；二、毛泽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和治理经验的关系；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

作者以大历史观，对1949年之前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对毛泽东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伟人的历程，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伟大历史贡献，进行了独到、新颖并有思想说服力的分析和探讨，对深化毛泽东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伟大艰辛奋斗历史的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精彩试读

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才开始明白：办事、搞革命，不等于开会、写文章。有学问与能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分子特别是“北大人”的毛病是互相看不起，文人相轻的结果就是会把好事搅黄。这是新生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重新出现在了陈独秀的视野里。

1923年4月，毛泽东被从长沙工人运动的前线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

中共三大是在中国工人运动陷入空前低潮时召开的。就在这一年，爆发于河南并席卷中国北方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惨遭屠杀，长期经营的中共北方组织，在一夜之间就被破坏殆尽。

京汉铁路罢工失败的血淋淋的惨剧使陈独秀感到，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如此弱小，貌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主持中共三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坚定地站在了马林一边。他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确实比工农群众更靠得住， 既然苏联选择的中国盟友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共也应该认清大势，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它的使命只是配合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而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

一般认为，陈独秀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 认为中共的任务是民权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从而变成了革命的“取消派”。但早在党的三大召开期间，陈独秀的信念便动摇了，当时，他跟随马林成了中共革命的“取消派”。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阶级斗争，主要应该采取资产阶级“民权运动”的方式。1923年4月25日的《向导》周刊发表了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篇文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资产阶级革命要靠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

用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来比较中共二大宣言，我们会有一种“错位”的感觉。二大宣言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使命与任务并不清晰， 但是，当陈独秀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时候，他却一厢情愿地为中国国民党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奋斗目标。

对于年轻的中共领导层而言，1923年是令他们心碎的一年。这些人参加共产党原本是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鼓舞，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他们却被告知说：工农阶级不可靠， 因此共产主义将被永远推迟，那或许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国要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在那场革命中，资产阶级才是可依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和陈独秀要求中共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活动。张国焘和蔡和森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英美资本不仅是军阀的后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后台。中国的资产阶级总起来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是买办势力，他们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是独立进行革命。

张国焘指责马林歪曲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是让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里面，还没有加入的，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不必再加入。蔡和森表示完全赞成张国焘的意见，他坚定地与张国焘站在一起。

这是一次信仰的危机吗？如果说是，那么这种信仰的危机，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

这不仅仅是一次信仰危机，更是一次组织危机。

在会议上，张国焘公开主张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必须独立行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必须听从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即共产党在北方不应该发展国民党势力，中共北方组织必须打出共产主义和劳动组合书记处的旗帜，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于是，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党内分裂的危险。

张国焘第一次搞分裂，就是在党的三大上。

而此时的马林则凭借共产国际的权威，毫不妥协地打压中共党内的工人运动派。根据马林的建议，为了支持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把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调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实际上等于把这些人“雪藏”起来，以防止他们的过激行动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或者说，防止中国的工人运动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顺利进行。

项英、李立三、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就这样先后被派往了苏联。

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背叛革命，这些中国早期的工人领袖们也许会就这样终老异乡，一生默默无闻，而1928年之后这些人也不会再有机会被陆续派回中国，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去打击“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了。

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竟然没有被派往苏联，这的确算是一个极大的例外。

固然，毛泽东本人一向对吃“洋面包”不感兴趣，但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国际看来，毛泽东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性质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完全不同。总体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不过是一系列和平的劳资谈判， 毛泽东主张的工人持股和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毛泽东不算是激进派，他这样的人留在中国，对国共合作有好处。

毛泽东不是留学生，他没有搅合进共产国际内部的纷争，正是这个例外成全了毛泽东，也成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