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德贞（John Dudgeon），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人，1862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外科学硕士，1863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行医传教。在19世纪活跃于中国大地上的传教士中，德贞学识超群、信仰坚定、嫉恶如仇，他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出色的医术让他得以从容地游走于清廷各派显要的家中，他手中的柳叶刀化解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西方文化的戒备和偏见之心，超越了传统习俗乃至消弭信仰冲突，被尊称为“西来和缓”。

1865年，德贞在北京创办第一所近代化医院——双旗杆医院，即今天协和医院的前身，他为无数中国贫穷病人化解病痛、化险为夷、救死扶伤，被誉为京城名医和良医。如今，双旗杆上的旗帜依然飘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大门前，德贞留下的“施医十余年间，活人无算，而绝不受一钱”的崇高医德与人格精神依然是今人的典范。

一位在北京谋生的山西小贩，因有人诬赖他偷东西，当街剖腹以证清白。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医术高超的洋医生，未足一月便痊愈回乡。这个只比他大7岁的救命恩人，就是北京城里“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

186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北京城里阳光明媚，南城骡马市大街上突然有个年轻人大叫着将刀斜刺进自己身体，剖开腹部，鲜血和肠子瞬间从身体中流淌出来。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涌上前来，但没有人敢靠近。两个小时过去了，小伙子满身鲜血躺在大街中央，身上盖着条小毯子。此时，一位蓄着八字胡的外国人路过街头，看见年轻人正拼命地将自己的肠子塞进腹中，当他将大肠从上腹部塞入，小肠便从下腹部滑出来，他又用另一只手将小肠放入腹中，大肠再次从上边溜出来，小伙子绝望地逐渐没了气力。外国人上前察看了小伙子伤口，告之年轻人自己是施医院的医生，让他尽快想法去哈德门米市大街施医院找医生抢救，千万不得延误，否则就来不及了。

直到晚上7点，年轻人都没有出现在医院，医生十分着急，派人去打听，原来那些围观的人不愿送他到医院，街坊邻居和管辖的地保都不想惹祸上身。

9点，医生回到街头，奄奄一息的年轻人恳求医生救救他。在现场的地保向医生保证，会送病人去医院。

10点，传令过来，此事已报官，“其人不准移动，待验后方许迁徙”。医生考虑到“伤虽重，尚有可乘之机，若俟验后则无及矣”，于是拿出现钱请人搬送病人去医院。

11点，病人被送到医院。肮脏的衣服里包裹着他的肠子，医生仔细清洗露在外面的肠子，小心地安放进腹部，然后，缝合长达9.5英寸长的伤口。病人下腹部网膜没有完全缝合，留下一个小口，便于脓液流出。为减轻腹部压力，医生再用绷带包托住腹部，同时给病人服用适量的鸦片，缓解疼痛。以后几天病人按医嘱定量服用鸦片。

6月2日，病人能进米饭。3日、4日，病人的肠子里再也没有血和杂物渗出。6日上午，病人轻快地离开医院到对面茶馆店抽烟，一位熟人见到他，以为见到鬼了，吓得给他500元后马上躲开。谁也没有想到那小伙子会活下来。病人回到医院，恳求医生准许他留在医院当守门人。

6月20日，病人痊愈出院，回去家乡山西看望老母和妻子。这位安姓青年，是在北京谋生的山西小贩，年仅25岁，那天因为有人诬蔑他偷东西，他当街拿刀刺破腹部以证清白，结果差点丧了命。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富有责任心、医术高超的洋医，这个只比他大7岁的救命恩人，是北京城里，“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

当年，“英国医生德贞，在北京三十余年，素负名时，中国亲王大臣及各国驻京钦使，无不与之缔交，同深仰望。”

德贞进入宫廷给恭亲王看病，与李鸿章交友，长期担当曾纪泽的家庭医生，曾纪泽一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便是受到德贞的影响。刑部尚书谭廷襄的七子在玩洋铳时，不小心“洞穿腹膈，气已濒绝”，经德贞手术抢救，不到十日便“肌理如初”。谭廷襄一改以往对洋人的敌对态度，登门赠送“西来和缓”颂匾。

1867年德贞被请去总理衙门一位大臣家抢救一个9岁小病人，那天，小孩贪玩用洋铳射穿了自己的胸部，性命垂危。一番治疗后，德贞保全了孩子的性命。在提交伦敦会的报告里，德贞描绘小孩的父亲是总理衙门大臣，是一位非常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对洋人一直抱有敌对情绪。此人就是刑部尚书谭廷襄，受伤的是他的七子子园。小顽童在玩洋铳时，不小心“洞穿腹膈，气已濒绝”，经德贞手术抢救，不到十日便“肌理如初”。

在西医生救活他儿子后，谭廷襄一改以往对洋人的态度，两次上门拜访德贞的施医院，第一次是上门致谢，第二次专程来送礼物和颂匾。礼物中有葡萄酒、玉饰、茶叶，甚至还有道光帝赐给他的东西。颂匾用上好的楠木制成，上面题着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手书的“西来和缓”，医和与医缓都是春秋名医，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医。谭廷襄不仅送礼给德贞，连德贞的中国助手也收到了贵重礼品，一把漂亮的扇子和一件黄色丝质长袍。

1866年秋天，69岁的武英殿汉人大学士贾桢陪同治帝去东陵，路途遥远，因长时间坐轿子，剧烈的颠簸导致身体右边轻度瘫痪，不能走路和书写，甚至吃饭和说话都有影响。延请德贞治疗后，贾桢的身体很快恢复，既能写字，也可以灵活地使用筷子。贾桢的康复不仅使家里人感到宽慰，甚至引起了同治帝的关注，毕竟他是皇帝的重臣之一。贾桢康复后，曾来医院回访，送颂匾，在德贞陪同下参观医院，察看照片、照相机、冲影设备和幻灯机。

这样的一来一往中，德贞与清廷上流社会的友谊就自然而然建立了，他进入宫廷给恭亲王看病，与李鸿章交友，长期担当曾纪泽的家庭医生，曾纪泽一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便是受到德贞的影响。在另一位刑部尚书崇实眼中，德贞俨然是位医德高尚的良医——“英国德子固医师，不远数万里来京师，施医十余年间，活人无算，而绝不受一钱，仁人君子之用心在斯乎”。

荣禄腰部生了一个瘿瘤，“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其痛苦之情“不堪言状”。德贞为荣禄做了两次手术共计割了19刀，割去已呈紫色的腐肉，“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荣禄夸德贞“其术之精，其技之绝”。

荣禄与德贞大夫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

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人，晚清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关键时刻，他每次都能“站对立场”，坚定而忠实地支持慈禧，是公认的后党核心人物。1877年春天，荣禄腰部生了一个瘿瘤，开始还只有粟米粒大小，随后“大如瓠，溃后遂蔓延，”请名医无数，终难见效。这时，曾纪泽向荣禄推荐德贞。荣禄自述当时“以中华之医但能奏效，即无须重烦德君，故迟迟未果”。这段话是1884年说的，已在7年之后，恐怕当初的荣禄不是这样想的，他可能不敢请德贞就诊，因为那时曾纪泽本人也是刚认识德贞，荣禄对德贞医术缺乏基本的信任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以中医治疗至第二年冬天，“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荣禄的痛苦情形到了“不堪言状”的地步，而那时他正得慈禧赏识，被派充紫禁城值年大臣，“时差务殷繁而仰蒙恩遇优厚，曷敢少懈偷安，勉力从公机，有不可支持之势。统计前后医家已数十易，皆以不效退迨”。

在这样的情况下，荣禄只能请德贞上门治疗。德贞诊断后说原先这病并不难治，只是前面的医药“杂投”，乃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当下决定手术。德贞建议给荣禄用点泰西药物，“嗅鼻一时沉昏，赶为割治，使不知痛苦，较为稳妥”。此时的荣禄尽显一代武将的英雄本色，笑对德贞说：“与其糊涂割治而死，曷若明白痛楚而止，”拒绝了西洋的麻醉术。在无麻醉的状况下，德贞为荣禄做了两次手术共计割了19刀，割去荣禄腰际已呈紫色的腐肉，手术过程中血肉淋漓，“侍童莫不目眩”。

手术很成功，荣禄自述“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并亲自撰文表示“益信其术之精，其技之绝矣”，赞颂德贞的医术以前只是听说过，此次亲为目击体验，才知德贞医术之“精深绝妙，竟克臻此，夫乃叹人之少所见者”。

1884年，德贞给同文馆学生讲课的解剖学教材《全体通考》将由同文馆印刷出版，他将书稿递送给荣禄，请其作序。这部16册的专著，附有将近400幅精美的人体解剖图，以显微镜观察、化学原理与计量学方法，揭开身体秘密，由人的头部毛发探入到人体内部的骨质组织微观成分，从血液循环到神经分布，都有精细的描述和解释。德贞在书中又加入大量注解，对照中医的人体结构知识和传统术言，创造了人体部位和器官的现代名称，并指出中西医学关于身体知识的不同解释。

这样一部信息庞大、知识迥异的巨著，尽管德贞在表述上已尽可能靠近中国人传统习惯，并对照中医的术语，但内容实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够读得懂的。荣禄自谓不能对书作评判，但还是欣然提笔向读者推荐该书，以为作者“用意良深，益人匪浅”。

在华生活将近40年，德贞自恃与宫廷和政府上层有着特别的联系，在关键时刻他会出面纠正西方社会和媒体对清政权的一些偏见和史实错误。

关于同治帝的死亡原因，始终是一个谜，激发着中外许多史学家的好奇心。尽管清政府官方一再坚持同治帝死于天花，但有关“风流病”的传说并没有因此终止。1898年，德贞公开撰文说明同治不可能死于天花，也不可能死于两宫太后的迫害。

1898年9月21日，清廷发生了一场惨烈政变，皇帝与太后的争斗最终以光绪失败而告终。10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遗孀皇太后”的文章，作者道格思爵士，当时是大英博物馆汉文藏书部助理。他认为慈禧一贯的做法，就是让所有与她持不同政见的敌人统统消失。由此，道格思爵士联想起20年前同治皇帝的死也与两宫太后的宫廷争斗有关，并列举其他几位皇族和官员的死亡事件，以证实凡与慈禧意见相左的人“都有可能消失”。

10月7日，《泰晤士报》发表德贞发自北京的致编辑信，以略作修改的标题“遗孀——中国的皇太后”，希望允许他纠正道格思的文中的一些史实错误。

尽管清政府官方一再坚持同治帝死于天花，但有关“风流病”的传说并没有因此终止。清野史记载太医已确诊他是淫毒，而不敢言，请命慈禧，慈禧传旨“恐天花耳”，这一说法在民间盛行。有清史学者则以翁同龢日记推论同治是患了梅毒症。

不过，当年除了上述两种病因，关于同治之死，道格思还提到了第三种说法，他在那封信中写道：在同治死之前，坊间流传着一个谣言，同治与两宫太后发生了一次严重冲突。1874年9月10日同治朱谕：恭亲王奕訢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其子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第二天，皇太后懿旨，赏还奕訢及载澄爵秩。不久，两宫就正式公告同治得重病，“12月8日，帝病，命军机大臣李鸿藻代批答奏章，12月18日，帝以天花，命内外陈奏事件由皇太后披览裁定（或云因微行致疾）。”1875年1月同治去世。2月20日，同治皇后吞金自杀。

当时民间谣传同治皇后怀有同治遗腹子，道格思按照自己对中国皇权体制的理解，推理嘉顺皇后很有可能诞下皇帝的继承人，这样，她就可以像两宫一样垂帘听政，但这个设想妨碍了她的两个婆婆既有的统治权，嘉顺皇后最后也只能“因病去世”。显然，在道格思的笔下，同治皇帝和皇后的死完全是一出宫廷阴谋。

同治是否死于官方所公布的天花，当年德贞就有所怀疑。1875年3月他的一份报告说同治小时“曾感染过天花”，而且同治的许多病症“让人们质疑他疾病的真实性”，他以为只有公开病历才能说明真相。在德贞的医学报告中保存的一份中文资料中有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史料：同治得天花的另一种官方解释。清宫廷正式宣布同治得天花的时间是1874年12月8日，即农历十一月初一，那天正是金星凌日——德贞指出，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这一天就是有一个点从太阳盘上划过，所以那天天子的脸上会留下斑点，这样皇帝生天花便顺理成章了；德贞叹道中国人真是太智慧了，他们居然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借口。

25年后，道格思再次提起这个事件时，德贞明确告诉《泰晤士报》，同治不可能死于天花，依据是在他还是孩童时，自己曾为他提供过牛痘接种疫苗。他更否认道格思关于同治是在两宫太后逼迫下自杀的推断，理由是同治的病因众所周知——德贞以排除法说明同治不可能死于天花，又用“众所周知”一词来说明同治不可能死于两宫太后的迫害，但他最终回避了同治死亡的真正原因。

德贞的医学报告和公开信为同治之死因又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如果同治曾感染过天花，或同治曾接种过疫苗，那么，他为何还会因天花而医治无效归天呢？这有待于公布更多的清宫医案来论证德贞的报告。

1990年《清宫医案研究》出版，公布同治患病期间的全部医案，最后得出结论：“历来对其死因传说纷纭，多谓因微服冶游，‘杨梅上天’。现有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脉案表明，当系死于天花。权威的定论平息了学术界和民间的猜测，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同治死于天花”的论断。但台湾学者对照故宫博物馆出版的医案和《翁同龢日记》后发现，御医李德立撰写的同治脉案，并非全部是真相，这是一部官方文牍，因为医案写作与御医的荣辱生死关系重大，面对慈禧和翁同龢等大臣的巨大压力，李德立低调而婉转地记录同治的病情，致使这部医案中保留的脉案部分多有粉饰成分。不过这位学者同意当今的医生鉴定同治脉案后正式公布的死因，同治是“病之后为痘疹余毒所致‘走马牙疳’，最后为毒热内陷而死。”目前学者可能接受的说法是，患天花的同治，也可能同时身染梅毒，最后死于“走马牙疳”。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道格思又列举曾纪泽的死。当年曾纪泽带着欧洲的新思想回国，在光绪的父亲奕譞支持下进行改革，成为宫廷中的反对派势力。但曾纪泽于1890年因病过早去世，一年后奕譞也突然逝世。道格思指出尽管慈禧已放手让光绪执政，但她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作者显然是想向读者暗示，这两位大臣的离世也是慈禧一手造成的。

曾纪泽和醇亲王的病情，德贞最有发言权。他与曾纪泽有着极深的私人友情，也是曾纪泽最信任的医生之一，1890年曾纪泽从患病到去世的整个过程，德贞亲自参与诊断治疗。

德贞说曾纪泽的身体在欧洲时就相当不好，全靠去各地疗养场所休养才保持住健康。曾纪泽自己有去英国海滨疗养的记录。1890年冬，曾纪泽感染伤寒，德贞记述“从一开始他的状况就很糟，没有希望。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抵抗疾病，病情很严重”。尽管有4位外国医生先后诊治，但最终未能留住曾纪泽的性命。

至于醇亲王是否突然离世，德贞纠正说奕譞瘫痪已有两年多，替他治疗的医生是伦敦会传教医生马根济的学生，一名医术称职的中国大夫。奕譞在临死前的四五个月里，病情已很严重，所以他并不是突然去世的，而是因病医治无效。

相反，德贞列举了几位过世不久的皇族成员，他们的死因却多少与慈禧有关，一位是慈禧的姐姐、光绪的母亲，德贞以为她死于心情抑郁。而恭亲王奕訢的离世就有点“突然”，因为奕訢身体虚弱已有好几年了，这些年都由德贞的一个学生负责治疗，德贞本人也曾去恭亲王家为其诊断。在德贞看来，恭亲王的离去是与政治环境有关的，因为他晚年一直受到慈禧不公正的对待，抑郁而死。

内容摘自《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

作者：高晞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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