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犹太人埃默里在哲学随笔《变老的哲学》中写道：死亡是将人从空间中移走，时间则全部停留在人的内部，无法与他人、乃至整个世界共享。所有属于那个人的时间，都会随他的死亡而去。所有父母的故事，都会随着父母的死亡而去。

对这一点的领悟，让我从青春期写作突然进入了另一种叙事渴望，像是终于发现时间隧道里的另一条通路。

我只进过一次火葬场，对那个地方印象很深。一是因为我是自己去的，好像突然从追悼会一群哀哭的人中间游离出来，独自陪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车子开得越来越远，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部分上海。最后，我极度茫然地听从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指示，交钱，盖章，很勉强地完成了整个流程，就像一个不知道考试是什么的孩子突然被关进森严的考场，没有一道题目是会做的。

第二是因为……构造和步骤，这么说是不是很荒诞？等排到了，火化前有僧人来指导我鲜花鞠躬，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买的仪式。然后就是火化，时间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我有点难以理喻地觉得悲愤。一切都和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根本不是白晃晃的、很洁净也很安静，空气很闷，有一种类似尘霾的感觉，放在地上的包会蹭到灰白色，而我只能把包放在地上，因为里面没有可以放置活人东西的地方，外面也没有和我一起来的人。目睹工作人员把骨变成灰的过程让我明白了父亲当年肯定不想让我目睹这种场景。

但他应该教我的。他不教，就不会有人教我。正如盖格尔在《流放的老国王》中所言，父母能够教给孩子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衰老和死亡。不过，除了这些琐屑的流程——在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城市里，丧葬仪式在保持尊严的企图上不可遏制地暴露出荒谬——父母教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而且足够早——青春期还没完，中年还没来，人生好像刚刚开始。我要做的就是好好学。

在这个年纪失去父母，看同龄朋友们激越地谈论恋爱、工作、孩子和旅行，就像独自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无人可与言说。我被父亲的病改变了很多，先是生活方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继而见识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厉害，最后遭遇了记忆和存在的命题。生活和生命不断扔给我新课题，我最初记下的文字像日记，很多是手机里随手记下的现场感想、直觉思考……

父亲借疾病的手，手把手教我走遍了青春后期的我避之不及、甚而根本没概念的地方——医院，派出所，还勘察了各种各样的养老院——看了不少现世的闹剧和悲剧。最早，我想用纪实手法去写这种老年病，以及相关晚辈的中年危机，都市养老困境，但感觉写得很尴尬，避免不了枯燥和压抑，总觉得是靠负面情绪支撑的文本，我觉得那不对。

最后，他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也让我失去了最后一丁点儿希望——从他尚存的记忆的蛛丝马迹里寻找属于父辈的年代戏。写作中途我改主意了，因为我不能无视、不能回避平凡人家追溯家族故事时的无力感。通俗作品对戏剧性极度依赖，我们看惯了大悲大喜的年代戏，事实上，就失去了对平凡的领悟和尊重。

太多当下迅速地被压缩成不可信的个体记忆，我们最终会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呢？对于绝症的细节，人们也常常避而不谈，一概而论，那我们何以得到同理心，去真正关怀病患？疾病不仅在消灭肉身，也在制造感悟。

《查无此人》

于是 著

上海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想写：无乡可返的徒劳，无忆可追的悲切。

我想写：从乡村到城市到彼岸，每一次移动，每一种落差，每一次回归。

我开始喜欢听上一代人讲故事，也鼓励身边的朋友帮上一代人做口述历史的搜集和整理，倒不是因为很多长辈的故事更精彩，我想，这终究是超越文学层次的一种传承，任何人都能参与，也该尽早参与。

在父亲去世后的某个时刻，我恍然大悟，这本来就不是朝向完美的写作。写作也不该是朝向完美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张。都不是。于是，我的新作《查无此人》慢慢地远离非虚构，慢慢地在虚构中获得自由，获得更大的意义。故事里的子清，一开始离我很近，然后完成了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故事里的父亲，一开始是我的父亲，然后变成了很多人的父亲。

疾病上升为隐喻，也下沉到每一个细节。阿尔茨海默症的故事扩展为一个家族、三代人、两代移民的故事，从乡村到城市，从一国到异国……

这次写作是一次功课。在这个崇拜青春和速度的年代，同时，也是急剧老年化的时代，开始正视生老病死、遗忘和记忆的本相和喻义；而写作的意义是为了形成对话，不仅与自己，也与更多人，因为我相信，这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启蒙。

作者：于是 （作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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