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有助于我们解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被中国人民选择这一问题，从而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

**社会价值目标上，“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所描述的社会发展终极形态存在契合性

早期知识分子对“主义”的选择来自于对社会改造的渴望，“主义”所建构的终极社会形态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他们选择“主义”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主义”本身对社会理想的建构与知识分子自身潜意识中认定的社会理想形态的一致性，有助于“主义”的传播与接受。从《礼记·礼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反映着不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互助平等、共有共享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与共产主义所要实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自由联合体等不谋而合。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多数知识分子关注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正是源自“大同社会”“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在理想社会发展终极形态上的一致性与契合性。他们在理解和翻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时往往将其与“大同”相比附，孙中山谈到自己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并不局限于中国，还包含着对“天下”秩序的辐射，“天下大同”体现儒家在超越王朝之上对政治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追求。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世界革命秩序中定位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链条中审视中国革命，将中华民族视为国际视野下的“无产阶级民族”，而中华民族之自救肩负抑强扶弱的正当性诉求，是关系世界平等以至全人类解放的大问题。正如1919年，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提出“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923年，瞿秋白在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赤潮曲》中写道：“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动因之一。而对社会理想状态追求的相似性，符合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理诉求。正如吴玉章回忆，“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学说”。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来看，无论是国内“大同社会”理想的比附，还是“天下大同”的空间想象转移到近代中国场域，都从知识分子的理解中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性。

**社会价值原则上，“天下为公”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公平正义”具有契合性

无论是大同社会的憧憬还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状态的展望，其内在都蕴含着公平、公正的价值原则，这种价值原则促使产生于西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国有”“共有”“公有”等观念不断被接受。“公”在中国政治文化主流价值中极具正面意义。《礼记》早有记载“天下为公”，“公”与治理国家密切相关，如“公则天下平矣”。“公”在处理社会关系与政治事务中体现的公正、公平、大公无私等，体现对弱者、弱势群体的帮扶。这点在大同社会倡导的“人人为公”“人得其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均有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中也非常强调“公”的理念，体现为对“大多数人利益”的关照以及在体制上生产资料“公有”“国有”的架构。二者的契合性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亦可窥之一二。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者，……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吾中国固夙有之。”杜士珍则在《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中指出，“均贫富为一体，合资本为公有，公之至，仁之尽也”。在此过程中，生产资料“公有”“国有”的观念逐渐被接受，譬如“凡一国之矿产、铁路、田产之类，均归公家出卖，富者不得独多，贫者不得独少”以及孙中山“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的民生主义等。可见，正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公平”价值观与“天下为公”的价值具有原则上的相通性，才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各种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个体价值追求上，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与马克思躬身力行的人格特征具有相融性

无论是追求“至善”的目标设定，还是“公有”“共有”的原则坚守，都离不开人自身的“德性”“修养”的规约以及人对世界的深度融入和持续改造。《礼记·大学》论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呈现着由个体自我修养到国家责任之间的价值传导，倡导个体注重“仁爱”精神，提升道德自我修养、品格德性，同时积极承担家国责任，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这点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再到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以贯之。同时，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通过社会改造和普遍交往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本人作为其学说的创立者也积极以“改造世界”的济世思想极大彰显了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马克思特别注重为世界发展贡献自我精神追求，这点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便可窥知一二——“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自我完美、为同时代人谋幸福等与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个体价值追求相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知识分子除了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外，尤其注重介绍马克思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躬身力行。如1919年，陈溥贤在《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中提到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生活极为贫困悲惨，却表现了“其坚忍不拔之决心，献身救世之精神的崇高境界”，此救世之心让彼时知识分子联想到儒家“成人”之命定，遂又写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马氏大著作，实成就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欤！”。早期共产党人李季在撰写马克思传记时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还是“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凡替他作传的人对于这两点倘若忽略了一点，则这种传记便只描写出‘半个马克思’”。由此可见，马克思其人其事所彰显的儒家理想人格特质，同样也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推崇，此乃契合性体现的又一面相。

总之，从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的契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接受。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契合性自身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度，二者开启了由自在契合向自觉契合、原初契合到高度契合的转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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