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牢牢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动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吴瑞君 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人口观,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本报记者约请三位专家进行研讨交流。
主持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
吴瑞君: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既要看短期窗口机会,又要看长远全局变化;既要立足全球视野看共性,又要结合中国国情看特色。科学理性认识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理解我国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
从时间维度来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变化是过去几十年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出生人口不断减少、老年人口持续增加、人口迁移流向变化导致的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亦将成为我国未来中长期的人口发展趋势。这些变化趋势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点相重合,人口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两个过程交织联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空间维度来看,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的普遍现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已经步入少子化和老龄化交汇的阶段,因此我国人口呈现出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发展趋向也符合世界人口发展规律。然而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我国人口发展还呈现出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导致区域少子化规模变化、城乡老龄化“倒挂”矛盾更加突出,人口区域增减分化日益加剧。
彭希哲: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60岁)在2012年达到峰值以后开始持续减少,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而另一个标志劳动年龄人口实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指标“劳动参与率”也在持续下降,因此实际就业人口的减少比总人口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人们对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最大担忧主要来自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活力减退、创新能力后劲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失衡等挑战。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依然相对充足。通过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和育龄人群婚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充裕、结构合理的人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我国整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我国劳动者素质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以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补偿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数量的基本格局已经显现。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发展程度和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差异很大,这既是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的适配提供了腾挪统筹的空间。
周海旺: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既要看到人口国情变化带来的消费市场规模和结构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等负面影响,也要看到人口减少有利于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减少可带来人均资源供应量增长、住房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减轻等积极影响。
尽管我国人口已经开始减少,但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然非常庞大,根据联合国2022年的预测,2035年我国总人口仍将保持在14亿人,2050年只是略低于13亿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然非常庞大,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从16-59岁提高到16-64岁的国际通用标准,那么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2020年有9.68亿人,2035年保持在9亿人以上,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伴随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有利于“双循环”发展。同时,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为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提供了可能性。
主持人: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高效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推动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周海旺:要加快教育现代化,把教育强国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劳动力资源供给方面的差距,不是劳动年龄人口过少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问题。2020年我国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美国为13.4年,加拿大为14.6年,英国为14年,法国为13.1年,澳大利亚为14.4年。2022年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已经提高到14年,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大学2年级水平。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在校大学生数量为4655万人,在校生规模全球第一,高校毕业生人数1158万人左右。我国正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口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
在加快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要不断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和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匹配,加速劳动力规模优势向人才规模优势的转变,为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我国还要加大国际人才引进力度,为我国的核心技术创新吸纳国际一流的人才。
吴瑞君: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重要时期,亟待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水平:一是加强人口数量、空间分布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研究,通过区域教育结构调整,适应人口新形势尤其是区域人口增减变化的趋势性特征,满足教育需求,提升整体教育质量。二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适应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发展趋势,通过教育政策调整优化区域各级各类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升办学的效率。要优化普职结构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让教育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大幅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以高质量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三是优化人才发展战略布局,增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积极构建区域产业需求侧和人力资本供给侧适应性发展的良性机制,既要促进区域人才发展的正常流动,又要防止区域人才引进的恶性竞争,引导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合理有序,以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打造区域竞争优势。四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农村儿童进入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扩大对县城教育的资源投入,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不断优化教育投入结构,推进教育公平。
彭希哲:除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源,更好地开发蕴藏在低龄老年群体中的人力资源, 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应有之意, 也是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领域。随着健康/教育水平和经济禀赋更好的超过两亿的年轻老年人口(60-69岁)将在未来这十多年间进入老年群体,亟需构建更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 让老年群体能够更充分地参与社会经济或志愿者活动, 同时也能更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经发展的成果。
主持人: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健全完善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政策,补齐民生短板,增强我国人口发展信心?
彭希哲: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希望能够通过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尽可能地提升生育水平。生育政策优化不能单纯在促进“多生”上聚集压力或简单追求刚性的工具性目标,而应更多关注生育意愿的长期改善、养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婚育观念的引导构建、以及促进个体发展、深化性别平等、改善家庭福利、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实现社会融合及共同富裕等多元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而真正长效地挖掘生育潜能。
家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家庭户的规模不断减小,传统家庭的比重和数量总体趋于减少,但家庭仍然是中国人传承文化、规避风险、赡老抚幼的基本单元,修身齐家仍然是中国人的人生准则。家庭也是目前解决一老一小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完善家庭政策体系,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帮助家庭提升发挥功能的能力。在婚育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加宽容看待并充分尊重个体及其家庭的选择,但也应积极引导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正面重构并传播新型婚育文化和重建家庭伦理,避免过分渲染婚育焦虑、片面凸显母职困境,不断优化家庭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周海旺:多项调查发现,孩子的养育成本高、孩子接受优质教育难、孩子没人带、养育孩子影响女性个人发展等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全面实施支持家庭生育的政策措施,要切实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生育、养育、教育中的难点问题。要切实加大促进和支持生育的政策力度,加大投入,为低收入和困难家庭提供生育和养育津贴,加大养育孩子的个税减免力度,按照生育孩子数量提供累进的购房和租房优惠,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解决家庭1-2岁孩子的托育需求。积极推进薄弱学校的质量提升,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减轻家庭的教育焦虑。通过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见到实效。要着力保护女性的就业权益,通过税费奖励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女工,为女职工生育和养育子女提供各种便利。
吴瑞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由上而下做出战略安排部署,多措并举实现破题突进。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同向并行、互为支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落实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促进生育、养育、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养老等各项政策的衔接与联动,通过“投资于人”推动经济增长反哺于微观层面的个体高品质生活以及宏观层面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其次,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通过扩大高质量普惠性托育服务、学前教育有效供给,系统设计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梯度生育补贴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除的返还强度,实施生育友好型的企业认证制度等举措,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有效提振生育水平。
再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稳步推进养老、医疗等领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距;聚焦老年人需求,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等,构建适宜我国人口老龄化国情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最后,统筹考虑“一老一小”的区域和城乡差异,提高公共资源供给体系对因人口变动引发的需求变迁的灵敏性和灵活性,促进不同区域“一老一小”人口分布与公共服务配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的有效对接。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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