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全域成为特殊经济功能区，为推进浦东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前提。同时浦东区域面积大，经济活动集聚度高，产业发展多元，社会结构丰富，为推进浦东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全场景的落地空间。推动新时代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取得新突破，要把握引领区建设的属性特征。

一是承续性：进一步深化浦东开发开放。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隆重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王牌”作用更加凸显。浦东要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就是要在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上攻坚突破。这和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浦东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的要求没有变，只是面对的外部环境和改革开放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浦东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功能没有变，过去30多年的辉煌成就，充分折射出中国方案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所具有的典范性价值，引领区的建设就是要在创新发展、集成改革、制度开放、功能打造、城市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在持续增强硬实力的同时全面提升软实力，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二是现代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引领区建设就是要破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现代性定义迷思。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世界前沿、发展方向和人类理想紧密相关，而且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现代性具有动态性和多样性。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伟大创造。引领区建设就是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当前，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严峻挑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引领区就是新发展格局下全方位制度型开放的改革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时代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

三是创新性：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阵地和战略性产业新高地。面对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引领区将聚焦“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全力做强创新引擎。一是全力落实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引领区将连续布局一批大科学设施和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牵头和参与一批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基础科学、基础研究、基础产业方面投入巨资，抓住“技术问题的总开关”，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创新策源基础层面。二是大力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新能源汽车、大飞机、新材料等领域打造一批硬核产业集群。引领区将进一步推进垂直分工+水平分工的混合型分工协作，在核心部件、高端产品、中国标准上有所突破。

四是制度性：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系统性开放。一是制度设计必须聚焦“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引领区要更好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特别是临港新片区“试验田”作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在国际仲裁、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二是制度设计必须遵循“市场能理解企业能操作”的有效性原则。制度设计与安排应以市场主体为主导，以企业为中心。面对经济发展精细化、产业发展多元化的现状，所涉及的各项经济管理政策特别是产业管理政策，应建立企业充分参与决策的机制体制。三是制度设计必须坚持改革与法治的协同联动。切实增强改革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全国人大已经授权上海市人大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这意味着浦东在制度型开放中，可利用浦东法规权限，拓展制度空间，为引领区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五是人民性：打造充满人文关爱的人民城市。一要补短板。作为新城区，浦东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城市基础设施密度分布不均衡，公共服务资源人均拥有数量偏低，城市功能滞后于经济功能、社会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等问题仍然突出，引领区必须把民生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补齐短板，让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二要加快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包括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等具有技术含量的内涵，但不应是全部。管理密度不等于温度，管理速度不等于态度，引领区更要强调人对人的直接服务，点对点的细致关怀。要建立让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机制，使市民的呼声、要求能转化为决策管理的内容。

六是市场性：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是继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努力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通过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建更多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高能级服务平台和战略通道。二是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建设海内外重要投融资平台。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引领区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等四大体系，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以临港新片区为突破口，建设涵盖多个领域的新兴金融中心节点。

七是相容性：建立规则相互衔接的全球新发展体系。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贸和治理体系相对稳定，中国当时的开放主要是接轨。目前全球治理体系动荡，进入到新的裂变整合期，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中已经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所以更多的应该是规则的衔接。如在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具体谈判中，引领区作为全球跨国企业在中国最集中的区域，对税率的执行应拥有发言权；如在数字确权、数字交易和数字安全等方面，以数据交易所建设为契机，应率先形成可行模式。

八是协同性：形成具有强大协同能力的新体制。一要强化国际资源协同能力。进一步强化国际经济组织集聚计划，吸引培育与浦东功能优势和产业特色相关的国际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高能级国际经济组织。二要优化与长三角资源的联动机制。要形成利益共享的园区合作机制，鼓励浦东园区与长三角园区实现联合。三要优化“央地”协同机制。进一步强化优化部市合作，将引领区相关意见和方案，作为未来一段时期部市合作的重点内容，更加注重合作机制的常态化运作。四要有效整合上海市范围内各类行政资源、产业资源和政策资源。围绕浦东在资源配置、创新策源、自贸区政策、张江科创政策等稀缺性功能方面的优势，与上海其他各区形成优惠政策分享、功能性政策共享的良性互动局面。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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