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今天市场经济与物质主义环境，并不天然对文学的存在构成负面的挤压；科技进步与信息革命带来的视像化时代与图像霸权，乃或与之相伴随的、如费瑟斯通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不一定就会造成媚俗文学的盛行，以及文学自主性与审美特性的迷失。

从审美创造到复制生产，从意识形态到话语狂欢，文学生产更多受市场的影响，乃或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种种存在方式的急剧转换虽让人眼花缭乱，但终究未能掩夺文学固有的特性。

作为人的自由生存方式，进言之，人的精神的审美的生存方式，它带给受制于各种现实挤迫的人们以超脱物质与环境依附的解放感，一种真正成为“自由主体”的欣快感，直到今天都未曾散去。也就是说，社会急速发展与人们注意力的转移并未导致文学本身的激变，文学作用于人的方式没有改变，人们需要文学的原因也没有改变。相反，因为现实的强势表现与理想的被迫隐退，还有人与人、人与环境的感性连带日趋脆弱与不确定，人们对文学的需求许多时候反而在增加，渴望经由文学让自己经历一种精神生活的愿望反而日见强烈。

被需要当然是因为有价值。所以以我们的认知，说文学将会终结是伪命题。文学的天地广大，可生长的空间至今未被穷尽。由对乡村的反映，进入到对都市的描画，文学已做到的要远远落后于它能做到和应做到的。更不要说它还远未达到人的精神复杂性的任何一条边界。

那么，在这个时代，人们还能为文学做些什么？我们的主张，其实无须刻意做什么，只要能让文学回到它自身就已经很好。如前所说，文学是人诗意而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人迈越种种现实挤迫、实现精神自由的审美活动。置身于这个急速变化的大时代，日日遭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文学固然应该有所作为，应从历史、民族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到家族、个体与性别的细腻表达，全方位地回应这个时代。同时结合各种物质性与制度性因素之于文学的影响，准确认识自身的限度，并探索新的发展机遇。但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认识与探索，都必须依从文学的固有特性，既不偏师直达，主题先行，也不应借口技术实验，浑忘道义的担当，这是我们所说的只要能回到文学自身就好的真实意思。如此，使宏大叙事避免流于僵硬空洞———倘一味追求事象呈现，取消多维反思，文学的深度感就会消失；使细腻的表达不致失去价值关怀———倘片面屈从庞杂互出的分解式力量，醉心于各种碎片化的经验与鸡毛蒜皮的细节，文学的超越性就不可能存在，文学必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道。

一部文学创作的历史，有太多的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好的文学恰恰受惠于作家有从具体生活中超拔出来的能力，尤其有摆落一方面有凡人的肉身，另一方面却常怀神仙欲望的鄙俗气的能力。

所以，对于文学，如果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应该努力扶植并培育这种能力。这样说不是要否定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更不是鼓励作家不问米价，不理朝市，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面对文学，他应该表现得足以与文学的高贵品格相匹配。如果一个作家一味投入生活，与世沉浮；所写得的作品又一味以与生活逼真或平齐为满足，而没有高上的道德视镜和独立消解现实人生累累重负的担当精神，不能超拔自己，中流砥柱，相反，身陷名缰利锁，并与之载浮载沉；甚至向码洋投诚，作精神撤防，不惜以与人比滥的方式，夺眼球，博出位，是断无可能裸示生活的真相，搭准时代的脉息的。因为没有精神的高度，即使再真实的生活也会被表现得空洞无比。文学的力量当然更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要呼吁尽可能地让它离物质与市场远一些，离锋线上的时尚化欲望远一些，须保持的是精神上的傲然独立，以成就自己的价值。唯有这种独立，才可能做到不迎合，不苟同，才可能审慎地批判，冷静地解剖，并能让人深思反省。

但遗憾的是，环顾当今文坛，有的作家视文学为名利场，总是担心一段时间没有作品就会被人忘记，然后两年一部长篇，以致以市井故事勉强敷衍，而忘了从故事到文学之间必须经过诗化的提炼与审美的转换，更必须假理性的判断以见出道义的力量；有的作家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抖抖机灵，写一些供人娱情遣兴的“轻文学”。更有甚者，以各种方式盗掘到底下，穿越到古代，量贩不同套路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廉价故事。但这样轻浅的文字能给人什么安慰？　它们是文学吗？　显然不是。

文学应该给人以真相，与人分担艰难。只希望文学给人带来轻松，与只希望生活给人带来轻松一样不靠谱。或以为，这样的文学会吓退读者，让人倍感阅读的困难。对此，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入围龚古尔文学奖的夏尔·丹齐格有句话说得真好：我们一直以为文学阅读是困难的，但我们也总说类似数学、物理和体育等科目很困难呀。既然所有有用的东西都不容易掌握，为什么不允许文学有它的困难之处呢？　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深刻的思想与复调的结构诚然对不少读他的人构成障碍，但它同时却是提供给人提升自己视界与境界的最佳范本。此所以，评论家伊戈尔·沃尔金会说“无法想象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得以更多地理解了自己。”

结言之，在当今从物质、资本到情感、语言都日渐呈现“冗余”的时代，文学能否具有这种精神气度变得非常重要。文学应该能够做到、而且也必须做到宁可傲世独立，也不顺世，更拒绝玩世。然后永远不放弃自己所从来承担的启蒙功能。今天，许多作家与学者都喜欢说现代性，包括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前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后者则力图保持人性的完整和精神的丰富。具有自主性的文学艺术，正是审美现代性实践的主要形式，我们应努力使之名实相符。

当然，我们也乐意作家过得幸福，有现世中的自在，但希望那是世间难得的清欢，而非俗人羡慕追攀的庸福。毕竟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还生活、甚至更生活在意义世界中。而伟大的文学虽常诞生于俗世，却从不曾真正属于俗世。作家略萨认为，“小说的真实性当然不必用现实来做标准”，“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他的意思显然是，能不能洞穿生活，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说出只有自己才说得出的话，是判断什么是好的写作与好的文学的标准。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