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智

我写《红楼半亩地》时，约看了近百有关红楼之书，深感有两本书不能不读。一本是周汝昌晚年为张爱玲写的《定是红楼梦里人》，另一本是张爱玲花了十年时间所写的《红楼梦魇》。一个终生研红的学者，到了近90岁，还情系张爱玲一部书，真是人间稀少的红楼缘事。

周汝昌在个体生命已剩不多的时间里，专写了“张爱玲与红楼梦”。试想对一个老年人，要多大的决心，花多少的时间。何况那时，周老已目盲，张爱玲的书，只能听女儿一边念，一边记下要点，然后撰成此书。这精神多可嘉，对红学多热爱，且多么看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惜当此书出版时，张爱玲早离人间。

周老先生认为张爱玲写出《红楼梦魇》，“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并说，“若论真才女，张爱玲其庶几乎？未见第二堪与比肩者也。这就是我想写写她的夙因”。还说，“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于企及”。这些赞美，又凝结在一首纪念张爱玲的诗里：

几回掩卷叹张君，红学着堪树一军。

巨眼燃犀貂狗判，奂乎绝异俗钗裙。

这般评价，能从一个经历丰富、自身研究成果丰硕的90岁老人的口中说出，我想，是不可谓不高了。

周老对张自著小说的书装，同样赞口不绝。他说：“她所绘人物像，充分流露出一种英俊之气，是我所见的画像高手，令我折服。可见她绝非一个作家之名义所能‘框’住，她若从事任何一门艺术创作，都会是第一流的大家，对此我是深信而赞可不已的。”

读此，我想，周汝昌在视听俱残的晚年，细研一个和他同时代人的红学著作，足见其对张爱玲红学研究的推崇。尽管张的红学是天分极高的兴之所至，周则是数十年冷板凳地潜心研究，但两人对红学的终极领悟，却有很大共同点，都在探寻未遭后人篡改的“红楼真梦”，以及在红楼版本学上之共悟。

著有《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是红学大家，尤精考据，但他对张爱玲的考据工夫极表佩服。他在张著中找到大量共鸣点，感叹张爱玲“简直是个考证怪才，细到‘不可思议’，万难‘望其项背’”。因此，周老先生曾在《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的开头，赋诗一首《题张爱玲》：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张爱玲以她自己创作小说的经验，认为《红楼梦》基本上是虛构的文学作品，其中虽有“细节套用实事”的地方，但仍要回到文学的层面来研究它，而非去研究“曹学”，那将偏离主题。所以，张爱玲虽对胡适敬若神明，但她却不赞同胡适的《红楼梦》是“自传说”的论述。

《红楼梦魇》，也佐证了胡适曾经对苏雪林说过的话：“曹雪芹的残稿的坏抄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勘的资料的，不是供我们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诅骂的。”而张爱玲的高妙之处，正是用各种坏抄本，来比较并针对程本作批评而用，从而指出后四十回之不可取。记得胡适曾在1961年劝他的学生苏雪林：“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文字。”而周汝昌佩服张爱玲的，恰恰是张是在比较《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后，才写出《红楼梦魇》这本奇书的。

张爱玲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一无生命，二无感情。即读后心中顿生“枯寒”的感觉。周汝昌与之看法相同，并用诗作了呼应：“枯即无生寒似灰，可嗟无电岂成雷。深衷醇味风和韵，再读曹郞八十回。”前首诗中“早辨名貂联狗尾”，指的就是张爱玲对后四十回的否定。

当周汝昌读到张爱玲认可“脂砚”其人即是大观园中人物——湘云，与他的《红楼梦新证》看法一样时，真是喜从心来。因红学中人，大都不同意此看法。周不无欣慰地说：“……表明‘脂砚即湘云’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了。”

当然，周汝昌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也并非完全同意，对她提出的“拆补论”就作了质疑和驳辩。同时对张爱玲在研究中，并未对《红楼梦》及其主要人物进行评价也感到遗憾。

张爱玲故世后，周汝昌深感痛惜，曾赋《遥祭张爱玲》诗曰：“疑是空门苦行僧，却曾脂粉出名城。飘零碧海灰能化，寝馈红楼恨未平。附骨有疽遗痛语，卓锥无地抱深情。谁知此日纷腾誉，不见心灵说字灵。”他在《定是红楼梦里人·不尽思》中写道：“如今张女士已不在人间，国内兼通红学与英文的又稀如星凤，我又向谁去商量这些话题呢？”曲高和寡之感，令人叹惋。周老先生当年赴美国时与张爱玲擦身而过，未能共话红楼，甚至对“梦魇”两字有点反感。但如今这一切的遗憾，已经只能留给历史，人世间也没有了为《红楼梦》竭尽一生心力的周汝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