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政策、产业发展与金融、计量经济模型

雾霾来袭、PM2.5爆表……如今，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不仅威胁到了老百姓的健康，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李治国所在的“复旦大学上海PM2.5课题组”完成了国内首个用于模拟行业与公共政策对PM2.5影响的定量模型。

在展开了一系列的定量模拟分析之后，课题组认为，为使PM2.5在未来十五年内降到每立方米25微克，上海必需大幅改变现行的能源、汽车、环境、税收、政府补贴与公共交通等政策。

上海有条件率先达标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年均PM2.5浓度第二阶段过渡目标为每立方米25微克，而中国主要城市的PM2.5水平经常超过该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100多个城市的年度平均值在75左右。面对PM2.5的困扰，环保部已经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全国所有城市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中包括将所有城市的PM2.5的年均值降到35。

根据环境监测部门每日公布的数据，测算出上海目前PM2.5的年均值为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上海应该争取在十五年内将年均PM2.5从目前的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降低到每立方米25微克。”李治国表示，这个目标领先于环保部提出的争取全国所有城市在2030年将PM2.5降低到35的目标，但我们认为上海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领先于全国。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人均收入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有条件率先达标；另一方面，按规划上海将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世界上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均值仅为20。空气质量不达标，上海将难以吸引流动性非常高的国际金融人才。

然而，无论PM2.5的减排目标是每立方米35微克还是每立方米25微克，课题组发现，按目前的各种政策组合都没法达到标准。“我们建立了一个量化的治理模型，研究发现，即使实行了目前已经提出和规划中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包括煤炭消费负增长、提高汽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治理黄标车、加大脱硫脱硝力度、控制挥发性有机物和全方位扬尘治理等），同时考虑到周边地区减排对上海的帮助，上海的PM2.5在十五年内也只能降低到每立方米42微克。”因此，要彻底治理PM2.5，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治理要解“结构性难题”

根据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资料，课题组绘制了一张上海PM2.5来源占比图，其中交通运输业占比31%、煤炭燃烧相关占比19%、工业建筑业为19%。李治国表示，要彻底治理上海的PM2.5，必须从更加宏观的视野，充分认识到影响上海大气污染的经济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能源结构等根本性的、远超出环保部门监管范围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上海的空气质量才可能在十五年内达标。

具体来看，这些问题包括上海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即使上海已经率先引入了汽车牌照拍卖制度，每年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仍然超过8%，远高于同样采用汽车牌照拍卖制度的新加坡的0.5%；地铁在上海中心城区居民出行比例中只占25%左右，远低于其它国际大城市的60-80%；上海清洁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重只有15%，远低于欧洲国家的40-60%；港口航运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占上海PM2.5的10%，且仍有上升的趋势。

“上海新一轮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已经提出了明确目标，要加快推动防治方式从末端向源头的转变，加快推动环保管理从单一行政手段向经济、技术、法律、信息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转变。”李治国表示，“在协同控制上，我们针对煤炭、能源、机动车、船舶等领域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更大经济改革力度来达到结构大调整的目标。”

新兴绿色行业将迎机遇

课题组列出的建议措施包括：在十五年内将上海的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25%降低到10%以下，包括采用将多数钢铁和石化等污染性生产设施搬出；改进汽车牌照拍卖制度、开征拥堵费，将未来十五年的年均汽车保有量的增长率控制在2%，明显降低公路交通流量的增长率，将牌照拍卖收入和拥堵费收入用于支持地铁建设和支持新能源汽车；在十五年内将上海轨道交通的总里程提高1.5倍，改善运输效率，将轨道交通占中心城区居民出行的比例从目前的25%左右提高到2027年的60%等。

“为达到减排目标，交通运输必须要完成结构性调整，即明显降低公路交通的增长率、大幅提高轨道交通的增长率。这是因为在各种交通模式中，使用轨道交通运送单位旅客的能源效率是最高的，因此PM2.5排放也是最低的。”据李治国介绍，在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中，居民出行选择轨道交通的占60%至80%。上海要达到60%的目标，需要大幅度提高地铁里程数和提高使用效率。具体而言，在十五年内，轨道交通总长度应该由2012年末的468公里上升到1200公里；通过提高地铁列出节数和改善线路规划使轨道交通承载能力提高40%。

当然，由于降低PM2.5涉及经济结构调整，有个问题无法回避——这是否会对GDP增长带来短期的抑制作用？“其实其中更多的是经济收益重新分配，它会对一些传统行业带来影响，但同时也会拉动一些新兴行业。我们对此做了专门测算研究，比如通过税费政策提高常规煤炭消费的成本后，对煤炭行业和用煤企业会带来负面因素，但新增收入可以用于补贴天然气、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李治国表示，“如果上海在环保技术上保持领先，还能迎来更多的新产业机遇。”

他还建议行政手段应该更多让位于经济化手段来调节，“例如，上海可以着力打造绿色金融体系，建立鼓励绿色投资的政策和机制，发行绿色债券，形成绿色信贷体系，设立上市公司环保社会责任披露机制，逐步改变投资者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