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九三六年。左起：端木蕻良、靳以、郑振铎、萧乾。前为郑振铎之女。

 

■靳以

 

前记

 

■章洁思

 

 

这是父亲靳以七十年前在上海的炮火中写下的实录。

 

这两篇文章都曾在当时的战时小刊物《烽火》上发表。

 

《烽火》是1937年由上海的四份大型进步文学月刊《文学》《文丛》《中流》《译文》联合创办的，它们的主编分别是：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烽火》的发起人是茅盾、雪峰、巴金等人。1937年8月25日创刊时，它的刊名初为《呐喊》，但只出了两期，从第三期起就改名为《烽火》。该刊起初由茅盾、巴金任编辑，巴金为发行人，不久茅盾离开上海，就由巴金、靳以任编辑。

 

翻开《烽火》，立即感受到这一批热血沸腾的文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面对凶神恶煞的敌人，除了悲愤，憎恶，他们更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奋力投入抗战的大军。

 

因此，留下了多少发自内心的文字，记录了当年的浴血奋战，见证了历史的悲壮，也显示了每个人不同的人格。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那过往的岁月，除了澎湃于胸的民族豪气，也更加澄清了内心对于许多人与事的看法。

 

1938年夏，当上海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沉入海底时，父亲只得和许多人一样，含着悲愤踏上奔赴内地的旅程。

 

但他那一颗火热的心，始终坚定地在胸中燃烧。

 

夜已经深了，人声早已静下去，我走上露台，枪炮的声音就更响些。我站在那里，向东望，虽然一丛白杨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仍从枝叶疏落处望见那熊熊的火焰。计算时日，那火已经烧了三天三夜。我不知道那里面还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血汗曾经洒在那上面，我像吞下了一颗酸苦的果子；可是顿然间我就坚强起来，我想到拿破仑在俄国败绩的原因，我几乎叫出来：

 

“烧吧，烧吧，把什么都烧光吧，只把瓦砾留给敌人，让他们抱着夸大的胜利的虚果自取溃灭吧！……”

 

虽然这样想，我也无法忍住我的泪，为了我想起在火焰中，还有那八百人的一支孤军。

 

死，也许只在懦弱者的心中才是一件困难的事吧？真是遇到了死，他们也只和在昏厥中与之相值。他们是早已死了的人，死和活都没有什么轻重。若是和死只是一线之隔，只要轻轻移动脚步就跨进另外一个世界，死原也是一件极从容的事。

 

我曾去看过他们，就在几小时之前。那是阴霾的天，还有浓黑的烟直插空际，一面国旗随风傲然地飘舞。支持那面旗矗立的正是那五百人准备好的最后血肉的牺牲和那视死如归的勇敢。

 

我也是夹在拥挤的人群中朝北眺望。从一间矮屋的上面望过去，正看见那堡垒一样的货栈，在楼顶飘扬的旗下有三五个持枪的兵士。我一只手护住一个同去的人，一只手想脱下我的帽子。当我把手放在头上的时节，我才记起来我不曾戴帽子。于是我举起手来挥着，遥遥地我也望到他们的手在挥动，我带了微笑；可是我知道这他们是看不到的，我的眼睛为泪水模糊了，我极力耐住，看到一只手做着抛掷的挥动，我听到一声炸裂，我想在这一声里几个敌人的血肉将化成一堆灰和烟，我由衷地笑了。

 

我并不偏狭，即是以爱人类的心来说也该把这些杀人者从世界上消灭，所以我的心只为极度的悲愤和喜悦所抓住，我从来不能飘然地跳出一切情感之外，只淡然地做一个旁观者。

 

我们原想能多伫望些时，由于所站立的是一条街路，每一辆车经过都要引起大的扰动，而且后来的人也正多，我们不得不走开了。

 

所以，在狂烈的火焰中，使我怀念的只是那八百人。虽然他们准备去死，可是他们不该死；因为他们不是无用的人。他们是坚强地立住他们自己的脚，和敌人做最后的搏战，他们至少能换来敌人的七个或八个五百人。

 

后记：终于那五百人撤退了，在种种的情况下他们只有撤退之一途。正如一张外国报纸所说：“即使撤退也不是败退，而是凯旋。”

 

                              （原载1937年11月7日出版的《烽火》第十期）

 

孤岛的印象

 

一

 

走在一条僻静的路上，从那有洞隙的墙望进去，看到草地上站着的坐着的多是一些短腿折臂的汉子。那是一座有庭院的洋房，没有标记，也没有人告诉我；可是我立刻就想到那些是为了捍卫祖国土地受伤的弟兄们。虽然像是还有急迫的事待做，也就恋恋地停下了脚步，从那没有遮掩的地方望到里面去。

 

他们的伤创好像多已复原了，有的正在试着用一只腿走路的新步；可是在他们的眉尖自然罩了一层忧郁的暗云。那时候距离我们的军队从上海近郊撤退已经有四个月，天气又是温煦煦的初春了，他们虽然安好地养息他们的身体，可是他们就被关在那里面。门前是武装的巡捕，就是想走到墙边也不可能，因为那还竖立起一道刺铁丝的网。难说他们就只该像家畜一样地豢养地很好，过着无穷尽的日子么？

 

在闹热的街路上，却横冲直闯地多了些走着鸭步的日本兵。在他们那些狞恶的脸容以外，有的还生着极长的须发，这使我想到穴居的原始人。他们却是具有原始人的蛮性，还有近代人的狡狯；但是我对于他们何以使须发生得那么长有些不解。难说真是杀戮的工作使他们得不着一点空闲，或是用以更加甚那凶恶的形状么？若说是为了威武的气概，那么许多人都不相信的。不是有些个在公共场所中做出难堪的丑态么？不是有的叫闹，任意酗酒，使见到的人都觉得厌恶么？就是在一家极高尚的饭馆中也遇到过从厕所出来一面走一面捋着裤子的。后来是看到他们无论是谁都悄悄地走避了，于是他们就更可以任性地喧嚣，抱着空洞的战胜者的谬念，就以为什么什么都是在他们的下面了。

 

我想只有当死亡抓牢他们之前一刹那，他们才能悟到自己的错误吧；可是只有心中知道，说大约是说不出的了。

 

二

 

真成为一个孤岛了，不只两条铁路线不能通行，即是南市闸北也变成不能踏足的魔窟。靠了黄浦江和无边的海洋，多少只挂了外国旗帜的船把孤岛上的人送到远方去。离开的人固然多，重来的也不少，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的房子满了，就是苏州河北四川路西的房子，也装满了人。而租界中的繁荣，一点也不曾减少。

 

有的人竟安心地说：“好了，这里更平安了，日本人不会再和租界当局有什么冲突。”我看看说这些话的人，我知道他们正是那些胆小的家伙，在开始抗战的时候便惴惴地只顾到一己的安全，妻儿的安全，一直担心着整个上海的毁灭，他们会成为死亡的三百万人口中的几个。他们居然活下来了，像屋角胆小的老鼠。

 

可是当我们的士兵在上海撤退的时节，向任何一方的天空望过去都看得见冲天的浓烟，晚来则是照耀得红红的天。那时我的心中被无比的悲愤抓住了，我几乎大声地叫出来：“烧吧，烧吧，把什么都烧光吧。烧拢来，烧近来吧，我们什么都不要了。把耻辱的源泉烧干吧，把奴隶的监狱烧毁吧，我们愿意死，我们死得自由，死得光荣。偷生还有什么用呢？靠了别人的荫护不是新的耻辱么？要我们死吧，这是时候了；让那盲目的火焰卷去我们的所有吧，连同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羞耻。”

 

那方土地并没有如我们的诅咒毁去，更成了多少经过流离困苦的人们的家，他们过着像从前一样安逸的生活，全记不起来在我们的国土上正有多少男儿拼却热血和头颅，和敌人们做着决死的争斗。

 

难说这是应该的么？这是应该的么？

 

三

 

记得那正是我们的士兵从南市撤退以后，只有稀少的敌人从沪西一带过去，法租界上接近民国路的铁门都关上了。在这面，人安逸地望着，大量的车马行人毫不改变地在街上流着；在那面，多少男女老幼拥挤着连同一些什物，塞满每个铁门。可是那些铁门兀自紧闭着，巡捕们还用鞭子和木棒抽打着从隙缝中伸过来的手。

 

他们有的已经两天没有食物入口了，就是水也没有，夜里还下雨，寒冬的风将更使雨水像冰一样地淋在他们的身上，不时的惊恐又吓坏了他们。一个或两个武装的敌人走过了，平端着枪，谁能保他们不射击呢？一个走了又是一个，谁能算得定他们不被连串地牵走，遭遇最后的命运呢？他们望过去，那是安全的地方呵，有的吃有的喝，更能不受风雨的侵袭，也不致于被敌人任意杀戮。是的，那边是好地方，入晚都看得见辉耀的电灯，甚至于也有欢乐的人们，他们的笑声夹着音乐吹过来。

 

可是这中间却立着一道严峻的铁门！

 

“我们只要过去就是了，在街旁，在别人屋檐的下面，我们就能满足了呵！”

 

他们有的这样哀求着，复伸过去无望的手，就被重重地打了一下。

 

在这边，有笑着的脸，有凶恶的脸，有同情的脸；在那边综合了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却只是一副哀苦的，绝望的，恐惧的脸。

 

在中间，是一道可以互望而不能互通的铁门！

 

                          （原载1938年5月1日、11日出版的《烽火》第十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