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 李孝迁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有关域外汉学的研究，自1943年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出版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但这些著作，或是围绕域外汉学发展史展开（如刘正《海外汉学研究》、何寅与许光华《国外汉学史》），或是专注于域外汉学国别史的研究（如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等），围绕域外汉学之于中国史学影响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却一直阙如。

李孝迁教授所著的《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一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以域外汉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为切入点，对域外汉学与古史研究、域外汉学与中西交通史、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在华汉学研究机构、北京华文学校等专题做深入的考察，清晰地呈现了正统派史学与域外汉学、“左派”史学与国际“左派”中国研究的互动关系，从而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李孝迁该书的章节构成，很容易让人想起顾颉刚对民国史学界的论述。1945年，顾颉刚回顾总结百年史学发展时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他同时将民国史学的成绩总结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如果我们详细考量这六个方面，就可以发现，前三项与域外汉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三项亦均不曾脱离域外汉学的影响。而这六个方面，应该说，在李孝迁的书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考察域外汉学在民国史坛的传布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质。通过李孝迁对域外汉学的探研，可以看到，在域外汉学的冲击之下，中国史学至少呈现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史料甄选偏爱正史以外的新材料,尤其是考古资料和域外文书。史料运用及治学方法的差异，导致了域外汉学与国内学术界形成巨大的“落差”，也触动了一代中国学人意欲奋起直追“与之角胜”。李孝迁在第一章“他人入室”中对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的苦心经营，民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的借鉴转型，做了概要的分析；第二章则围绕古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揭示理雅格、沙畹、夏德、高本汉、马伯乐、葛兰言、白鸟库吉诸氏对中国学者产生的示范作用，以及欧洲、日本、中国学界间的互动。以考古材料补史证史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开发和运用新材料成为民国史学进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正如桑兵曾经指出的，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转变，其一就是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这一取向清晰地体现在民国诸大师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中，并影响了此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进路和向度。

其次，研究领域上偏重西北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晚清民国西北史地之学大盛，恰与域外汉学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研究取向暗合。民国史学诸大师的治学方向多与西北史地相关，受域外汉学的影响，秉承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余流，中西交通史启其端绪，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作为一种“专学”横空出世。李孝迁以颇多的篇幅对域外汉学与中西交通史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民国史家的交通史研究借用了哪些域外资源，西方汉学成果在中国学者建构中西交通史体系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中外学者有哪些互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析，还原了张星烺、向达、陈受颐、张维华、郑师许、方豪等学者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及其互动，勾勒出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借鉴、突破和成长。

第三，研究方法上借重于语言学。语言学是域外汉学的根基所在。西方顶尖的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卫礼贤等，都是从语文考证入手来研究中原、蒙古、西藏、中亚等地的历史、民俗、艺术等。域外汉学的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可谓具有直接的启发。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又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足见其对语言学的重视；陈寅恪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是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起点，其考证之学令当世绝大多数学者望尘莫及。在民国学术界，历史语言学方法一度被视为成功的法宝。李孝迁在其著作中没有突出强调语言学的作用，但从他对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汉学研究、作品译介方面的研究，对北京华文学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面的介绍，都可以看出域外汉学的这一显著特点。

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域外汉学在实际上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中国现代史学特质的形成、史学潮流的兴替，与域外汉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概要说明域外汉学在民国学界的影响，李孝迁还在书末专辟一章，阐述二十世纪上半期汉学史研究如何以一专门之学显现于民国学界，又如何因战乱而受到严重干扰。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域外汉学之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开阔的视角。

作为一位青年史学工作者，李孝迁近年来在中国史学史、中外学术交流史等领域数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勤恳钻研，不断有新成果新作品问世，获得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好评。他的这部新作，既表彰了域外汉学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成就了民国史学的繁盛，同时也表明中国学者在推动汉学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疑是对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关系的一次有益探索。同时，他对民国时期中外学术交流合作的模式的深度解析，探索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乃至经验教训，也有助于纠正今日学界盲目推崇域外汉学之流弊，促成一种理性批判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