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申报馆（读史老张 摄）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新办报纸供职，办公地点位于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厦十楼。大厦对门，是著名的申报馆。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原馆址在汉口路江西路口，后迁至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西首，靠近福州路。1917年，《申报》老板史量才斥资70万两银子，在望平街北侧的汉口路购地建新大楼，次年迁入办公。这幢新大楼，就是今天的申报馆。

申报馆的门牌号，是汉口路309号，老解放人都称申报馆为“309号”。那些年，解放日报还有班车，就停在309号门口，我偶尔下班会去“蹭”班车。在等车间隙，我常抬起头，打量（其实是仰望）申报馆：看上去很高大，其实楼高仅五层（部分六层）；灰褐色的外墙，质朴无华，不事雕琢。门楣上紫铜色的“申报馆”三字，其时已褪去光彩，但大楼身板依然结实。它像一位老绅士，站在汉口路山东中路口，默默守候。

那时，解放日报编辑部已全部迁出了309号。申报馆底楼开过旅行社，还开过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店招上，写着“××珈啡”字样，让我差点以为是错别字。后来，“××珈啡”退出，变成了茶餐厅。那个茶餐厅，被报社同事称为“社外食堂”，人气兴旺，我们常在那里招待客人。申报馆的其他楼层，大多是写字间。其中有几间，由与我们合作的一家广告公司租用。

申报馆有两个入口：北门和东北门。我们一般工作走北门，餐饮走东北门。后来我才知道，这东北门，最早是申报馆的唯一入口。推开东北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厅里的巴洛克式雕花穹顶。谁会想到，这里曾经是《申报》的印刷工场。最新式的美式印报机，每分钟可印刷800份报纸。申报馆楼上，原是当年《申报》的办公场所，约有几十个小房间。二楼为营业厅、编辑室；三楼为经理室、编辑室、会客室和餐厅；四楼为编辑室、图书室、校对室和照相间；五楼为宿舍和屋顶花园。

1919年5月杜威夫妇访问申报馆留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竹平。

申报馆刚落成时，就接待过蜚声中外的世界名人。1919年5月2日，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偕夫人来访，受到了史量才的热情欢迎；陪同前来的中国学者，是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1920年10月，访沪的英国学者罗素（B.A.W.Russell）下榻西藏路“一品香”旅社。16日，他沿着汉口路健步走进了申报馆。1921年11月21日，世界报业大王、《泰晤士报》老板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一行到访申报馆。同年12月23日，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Frank P.Glass）也前来参访。

今天的申报馆，底层开着一家The Press西餐馆。而在当年，申报馆曾在三楼自设餐厅。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曾提及，那天他在三楼餐厅，“四点左右时在那里喝了下午茶”；晚宴上吃了中国菜，有一道用米做的布丁，里面有八种特色食物，和着杏仁粉的沙司一起吃，“那味道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我后悔当时没有多吃些……”罗素到访的当天，《申报》曾发过一则惜字如金的消息：“罗博士已定于今日午时来本馆参观。本馆当引罗博士参观各部以便领教，并略备午膳以尽东道之谊。”这最后一句，表明了对于“本馆”三楼餐厅的信心。北岩爵士到访时，“先请爵士参观全馆各部，次在三层楼餐室宴叙。”在宴会上，北岩将《申报》与《泰晤士报》相提并论：“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与敝报馆差足与选……”（见1921年11月22日《申报》）正是在三楼餐厅，史量才在欢迎格拉士的招待会上，发表了一段有关“本馆宗旨”的言论，颇含深意：“十年来，政潮澎湃，本馆宗旨迄未偶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一年也。”（见1921年12月24日《申报》）多年以后，史量才因“誓守此志”，殒命于沪杭公路上。

1921年11月22日，《申报》报道了北岩爵士到访申报馆的新闻，并刊出了北岩爵士赠予申报馆的签名照。

当年的申报馆，藏着不少名人轶事。1919年4月，印尼华侨实业家黄奕住决定回国投资，却不知从何处着手。他每日必看《申报》，认为《申报》老板必定见多识广，遂轻车简从，到申报馆登门拜访。在三楼经理室，史量才接待了黄奕住一行。他初见黄奕住衣着朴素，以为对方只是一般乡绅，就向他提议，可以投资建一家银行，五十万、一百万即可。黄奕住不屑地说，那太少了，我可以出一千万！此时史量才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位满口闽南语的“乡绅”，竟是身家雄厚的印尼“糖王”……这次黄奕住到访申报馆，终于促成了赫赫有名的“中南银行”的诞生——“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

1920年2月，不满十岁的杨绛随两个姐姐来到申报馆，看望她们的爸爸杨荫杭。杨荫杭时任《申报》副刊编辑，他以“老圃”笔名撰写的文字，曾深受读者欢迎。据徐铸成回忆：“我那时比较欣赏署名‘老圃’的短文章，谈的问题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较隽永。”（徐铸成《谈老〈申报〉》）那时，杨绛正跟着两个姐姐在启明女校读书。一天，姐姐们带她走出校门，“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大姐姐说，‘这是申报馆，我们是去看爸爸！’”杨绛记得，一见到爸爸，她只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爸爸”，“差点儿哭，忙忍住了。爸爸招呼我们坐。我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听姐姐和爸爸说话。说的什么话，我好像一句都没听见。后来爸爸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吃大菜”，就是吃西餐。等吃完西餐，他们又回到了申报馆，“爸爸带我们上楼到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我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杨绛《到申报馆看爸爸》）杨绛提到的屋顶花园，就在申报馆五楼。据说屋顶花园曾养过几百只意大利信鸽，当年《申报》记者会带信鸽采访，写好新闻就让信鸽飞回，比拍电报发稿省事。不知那一天，杨绛和她的姐姐们见到了信鸽没有？

1921年7月，26岁的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上海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纱布交易所位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260号，前上海自然博物馆），离申报馆一箭之遥。那时，邹韬奋一心想进新闻界，就与《申报》营业主任张竹平取得了联系。张竹平原是圣约翰校友，负责《申报》经营。一天，张竹平找到邹韬奋，希望他去申报馆帮忙，邹韬奋愉快地答应了。于是，每天下午六点以后，他就离开纱布交易所，到申报馆打工。据邹韬奋回忆，他的职责是，根据张竹平口述，用打字机打成英文回函。

“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的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

就是这短短三周，为邹韬奋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做了铺垫。他自己也承认：“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邹韬奋《经历》）

另外，当年申报馆还留下过不少历史之谜。例如，申报馆顶楼，史量才原是要安装电台的。据柳中燨回忆，“《申报》那时没有电台，好像与《新闻报》合用一架，不自由”，于是，史量才聘请他来申报馆安装电台，“因是秘密架设电台，我直属史先生督管，连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工钱也是他亲自交给我的”。（柳中燨《与史量才接触往事》）那么，一向谨小慎微的史量才，为什么要秘密架设电台？后来为什么又没有搞成呢？

再如，鲁迅曾与申报馆有过多次交集。1932年12月黎烈文任《申报·自由谈》编辑后，鲁迅是《自由谈》最有影响力的作者。最初，他是通过郁达夫联系申报馆的。据鲁迅日记记载，1933年2月3日，“寄达夫短评二”；8日，“寄达夫短评二则……收申报馆稿费十二元”。自15日起，鲁迅开始直接联系申报馆，并与黎烈文往来密切。此后的鲁迅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寄《自由谈》稿”或“寄黎烈文信”的记录。然而，9月30日，鲁迅致信黎烈文称，日译法郎士小说等书函，“已于一星期前送往申报馆，托梓生转交……如未收到，希往馆一问为幸”。“梓生”即张梓生，时任申报馆编辑。那么，这里的“送往申报馆”，是说鲁迅亲自到了申报馆，还是指请人代为“送往申报馆”？鲁迅究竟有没有到过申报馆呢？

巍然矗立的申报馆，原建筑呈“L”形。1930年，在申报馆旧屋之南，添建新屋一座（1946年又在新屋上添建一层），新屋呈反向的“L”形。新屋和旧屋之间，正好合围成一个“口”字。难怪当年我从北门上楼后发现，那里各楼层的房间与房间之间，四面相对，颇像一口深井，若大吼一声，必有回音……这一建筑结构，正好暗合了申报馆的历史：深不可测，魅力无垠。

前些日子，听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在杨浦周家嘴路开馆，我就想，假如它开在申报馆，那该有多好！

写于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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