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
解放后有一段日子，记得是在侯宝林到上海演出的时候，我有过一股北京热，迷恋北京的一切。
首先是我想在写作上摆脱广东腔，认为一定要学好北京话，光会普通话还不行，学好北京话，也就能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普通话也就会说得好些。好在我是做语言工作的，对语言特别感兴趣，可以说天天去国际饭店和金门饭店之间那个小商场内一座小戏院听侯宝林的相声。我翻译的作品也请我的北京朋友读过，指出广东腔和上海腔的地方。我一定要让我的译文成为很好的白话文。我苦学北京话的苦心也有回报，到清真食堂吃涮羊肉，北京服务员还叫我老乡呢!
我觉得说北京话全像用脑后音，而不像用肺部的气，说起来很省力。
可是前几年我再到北京，发现老北京话不大听见了，人们大多说普通话。我跟一位老大娘聊天，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也说普通话，说她也不明白，大家现在都这样说话了，是因为外地人多了，成为这样的吗? 的确，我在北京很少听到地道的京白。中央开大会，大家只会听到湖南话、湖北话、普通话，哪有人用京白发言的?
不过我还是尽量说京白，因为我的京白只是较好的普通话而已。我说三轮还是爱说三ler，也有点好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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