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张世禄，与陈望道、朱东润等并称复旦中文系“十老”。他在音韵学领域建树卓越，一生为传播语言学知识、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11月29日），张世禄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这也是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张世禄对教学呕心沥血，深受学生爱戴。

在复旦第九宿舍，一间整洁明亮的书房内，年逾古稀的老教授向研究生们娓娓讲述音韵学。他戴着镜片厚重的近视眼镜，驼着背，脸尽可能贴近手中的纸张，尽力从模糊的视线中分辨字迹。而他的声音依然洪亮，每一个古韵字音都发得精妙，每一句讲解都那么引人入胜。

这是张世禄先生在家中书房授课的动人场景。即便过了40多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79级中文系硕士生杨剑桥感觉仿佛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学贯中西，为现代语言学奠基

“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把语言学研究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在张世禄之子张丕余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书房里埋头治学，从身材伟岸到年迈佝偻。

张世禄是我国语言学界引进西学的先驱，也是第一批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学者。其所著的《中国音韵学史》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力作，严修赞其是“第一步系统论述中国音韵学源流的通史”。吕叔湘曾写了“学贯中西”的书法条幅，作为“世禄学长执教六十年纪念”。同时，张世禄在现代文字学和现代训诂学上也成就颇丰，著有《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

有一次，北京大学王力教授来复旦做学术报告，他谦虚地说：“我是读了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受到启发才走走上语言学道路的。”

据多名学者追忆，1947年，张世禄45岁时曾作一首《自嘲》诗：“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前半生的总结。1956年他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1958年参加《辞海》编辑工作，任语词分科主编。1974年参加“二十四史”标校工作，1977年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担任《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学术顾问等。

诲人不倦，对培养青年学子满怀真诚

张世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公认的“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的导师。

据张丕余回忆，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家中只给一两位学生上课，却早早地穿戴整齐，等候学生到来。“父亲对上课一贯重视，而且讲课很生动有趣。他音量很大，即便关着房门，还是听得很清楚。”

原复旦中文系主任陈允吉教授曾回忆说：“张世禄先生执教复旦，开设过‘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课程，向以教学效果绝佳而获得学生的交口赞誉。”

1988年，张世禄先生（左二）、夫人张瑞云（左一）与博士生申小龙（右一）合影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小龙是张世禄的关门弟子，他说：“先生反复告诫我们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不要轻信别人的结论，即使是老师讲的，也不能全认作真理，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李行杰回忆起在老师家里上“第一课”的趣事：第一次上课前，张世禄指着墙上其胞兄、著名画家张书旂的花鸟画对学生说：“因为这幅画，一名很有才华的学生曾被家兄逐出师门。”

原来，这位学生有次近半年没交作业，最后交的却是这幅花鸟画的临摹品，临摹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学生期待老师的称赞，不料张书旂勃然变色，斥责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没出息。你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有什么意思？至多成为又一个张书旂，可是张书旂又算什么呢？”就这样，这位学生被断然逐出了师门。“我们做研究生的第一课，就从这‘逐出师门’的教诲中开始。”

从1978年开始，张世禄以耄耋之年带了三届硕士和两届博士研究生，直至1991年去世。正如陈允吉所言，“他对培养青年学子满怀真诚，细心煦育调教不遗余力，遂而给其教学生涯最后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

绝学流传，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道路

张世禄的一大学术主张是，研究汉语的语法时，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洋的语法学。晚年，他将研究方向转向语法学，提出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道路。

他通过一系列专论和演讲的形式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语法理论体系，为长期裹足不前的汉语语法学研究注入了生机。

“在当代中国语言学者中，如此鲜明地向积重难返的传统语法观念挑战，张世禄先生是第一人。”申小龙告诉记者，令人惊喜的是，在全集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张世禄执教复旦中文系期间的历年汉语史课程的油印讲义，申小龙从中整理出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付梓出版。这使张先生的汉语史思想能够流传人间而不致埋没，也是汉语言学界近年来的重大收获。

“先生看起来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他的勇敢令人钦佩。”申小龙说，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年轻学子了解、熟悉像张世禄这样的大师，传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言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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