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的瑁镦组合玉权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这个展览定名为‘实证中国’，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积极呼应，也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及‘两个结合’立场提供生动的文物实证。”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

继去年举办“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之后，上海博物馆今起重磅推出该系列第二展“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将目光转向长江下游地区，聚焦距今5800年到4300年以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第一个文明发展高峰中最伟大的成就。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长江下游史前考古文明大展，来自全国19家博物馆、考古机构珍藏的358件出土文物汇聚一堂，从古国、稻作、手工业和玉器四大板块入手，生动再现了中国早期文明“满天星斗”的璀璨夺目。

“五王相会”，长三角一体化在5000多年前已有历史和文化基因

步入展厅，“五王相会”带领观众穿梭时光，走近从崧泽到良渚时期最重要的五个中心性遗址中等级最高的权贵大墓。东山村、凌家滩、良渚、福泉山、寺墩……这是长江下游五个重要遗址出土文物首次聚首。

其中，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东山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崧泽文化等级最高的遗址，本次重点展示的90号墓葬，被学者称为“崧泽王”。安徽省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聚落面积达到140万平方米，07M23墓葬是目前崧泽时期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主应该是凌家滩遗址的王者。本次展出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早、最重的猪型雕塑便发掘自此，石猪重约88公斤，嘴、耳、眼、獠牙和颈部清晰可见，此次在上海仅“出差”一个月。作为中心性聚落，良渚遗址功能更加复杂，呈现出早期都市化的特征。其中，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级别最高、最为奢华的王族墓地，此次展览十分难得地集齐了12号墓出土的三件重要器物——“琮王”“钺王”和玉权杖。这些器物上多组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图像令人惊叹，反映出良渚文化微雕技艺之精湛。除了良渚遗址之外，在良渚文化圈内，还存在着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常州寺墩等次一级中心聚落和数量众多的一般性聚落，从而形成金字塔形的聚落极差。

“从崧泽到良渚，稳定且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成为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一文化格局也构成了当代长三角一体化的史前基础，源远流长的文化认同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说，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可以在出土文物上得到体现，在很大的跨区域范围内，都能看到相似的器物，从陶器到玉器，从纹饰到器型到使用习惯都非常相似。“这说明，今天常说的‘包邮区’，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历史和文化基因。”

改写西方判断文明的标准，以考古发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陈杰告诉记者，暑期是各地文博场馆办展的黄金期，但这次为了“实证中国”展览，相关单位纷纷慷慨相借。展品有许多都是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处于中心展柜或主要展线之上，也有许多最新考古发现，尚在研究阶段，每件都是精品。

比如，崧泽文化的典型器物人首陶瓶，整个器物造型奇特，生动古朴，在国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首见，具有很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上海青浦寺前村遗址出土的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少见的精品，说明崧泽先民在追求器物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审美与艺术创作。出土于凌家滩遗址的玉鹰，为“鹰—猪—太阳”合体的器物，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出土于赵陵山遗址的透雕玉人首形饰，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珍品，乃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而在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史前最美象牙权杖，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手中被首次完整清理出来公开展示，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开创先河。

展线末端，各用一整面墙展示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出版成果和工作照。褚晓波表示，本次展览在充分展示我国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新成就的同时，也希望“以物论史”“以史增信”，明晰地回答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何以中国？五千年中华文明之说是怎么来的？

良渚文明的发现，定位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时间坐标，突破了近代西方学术界建立起来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是中国古代文明绵延不断的实证。“良渚文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示，崧泽时代已经呈现出早期文明的若干特征，可以认为社会已存在明显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周云说，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原生文明之处在于，它是多点发育的——五千多年前，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先后崛起了多个区域文明，它们互相联系又各自繁荣，考古学家将这种图景生动地比喻为“满天星斗”。“繁星”们逐步交融，最终汇聚成一颗璀璨的恒星——中华文明。

在“满天星斗”之中，长江下游早期文明无疑是最耀眼的一颗，深入探讨其演进过程、特点及影响，对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特质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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