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 “文明互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珍稀文献展”“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围绕馆藏典籍文献精品举办的年度大展，总能掀起观展热潮，成为申城热门文化事件。然而，因展厅条件所限，这类展览最长的举办时间仅为三周。

这样的遗憾在新近开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得以弥补——一个具备博物馆级别专业展陈条件的“馆藏精品馆”，“生根”于东馆七楼北侧，集中展示馆藏典籍文献菁华，面向大众长期开放。“精品馆”分为固定展“典册琳琅”和临时展两大区域，首展共计展出70件珍贵文献。

展品类型广、珍贵程度高、孤品比率大、首次亮相多，无不叠加着“典册琳琅”不容错过的程度。展览试图从典籍文献发展史的视角入手，描摹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大众得以看到技术更迭之下文化传播的进阶之路，由此从一个侧面勾勒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的发展脉络。

从纸本书写到勒石传拓，从雕版、活字印刷到铅印、石印，典籍文献的变迁史里藏着文明传承的密码

文明的传承，最早就是从徒手抄写开始，一笔一划，顿挫之间，凝结着书者的虔诚。一件北魏神龟元年（518年）的《维摩诘经》写本，属于敦煌遗珍，可谓此次展览年代最早的展品，也是上海图书馆最古老的藏品。书写在纸张等载体上的文献，称为写本。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以后，纸张因其廉价而轻便的特质，逐渐取代昂贵的缣帛与笨重的竹木，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

《维摩诘经》，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写本

玻璃橱窗里徐徐展开的这一写本，采用卷轴装，尽管距今1500余年，纸张依然保存完好，炭黑的墨色未见褪色，实属奇迹——封藏在敦煌洞窟中上千年，使得它受到的氧化及人为破坏相对较小。《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经典之作，自古以来深受僧俗所喜爱，对此后的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耳熟能详的“天女散花”典故就出自其中。这件北魏写本以楷、隶兼而有之的书体书就，娟秀清逸，落款写有“神龟元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存世的宋以前的古写本极少，而在敦煌经卷中，书写于5至6世纪，且明确有落款的古写本更是凤毛麟角。学者认为这件作品对于研究当时的造纸技术及书法特色也具有很大价值。

刻本，亦称刊本，指的是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制成的书籍，即在木板上雕刻阳文反字，而后敷墨覆纸刷印。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盛于宋代，是我国古代书籍出版的主要形式。其中，宋刻本最为珍稀，被认为“一页宋版，一两黄金”。明代高濂曾评价：“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长短经》，宋刻本

此次展览中，就出现了宋刻孤本《长短经》，也是该书目前已知最早版本。这《长短经》，乃唐代赵蕤撰写的一部经世致用的杂家类书。大众或许不曾听闻赵蕤其名，不过他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朋友——李白，此二人也被并称为唐代的“蜀中二杰”。这部宋刻孤本《长短经》清初为徐乾学传是楼收藏，日后传到励守谦手中。当时正赶上乾隆皇帝诏修《四库全书》，励守谦为《四库》的编修，以馆臣身份进献书籍，这部书就是他所献书籍的其中之一。为了鼓励各方进呈书籍，乾隆皇帝承诺如遇孤本秘籍，必将亲笔题咏其上，此书首叶便有乾隆三十九年御题绝句四首，可见他对这部稀世之珍的重视与喜爱。再往后，它跻身“翁氏藏书”之列。翁同龢赞叹这部书为“宋刻之极佳者”，可价格也十分高昂，书商竟开价八百金，最后以三百五十金“巨价”收得。《四库全书总目》将这部《长短经》定为南宋本。不过上海图书馆古籍专家陈先行先生从印章、版式、字体等多方面论证发现，该本呈现出不同于寻常南宋浙江刻本的面貌，很可能刻于北宋——北宋刻本目前存世者极为罕见，可谓“希世之珍”。

雕版印刷，每印刷一部书籍就要制作一件雕版，工程量可想而知。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选用可移动单体字块按照书的内容，摆成印版，敷墨覆纸印刷，无疑让书籍的印刷变得更加便捷，将文化传播带入新的次元——这比德国古腾堡使用金属活字排版早了四百多年。毕昇发明的是泥活字，此后又有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多种变体，其中明代金属活字本尤为著名。

《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明弘治活字印本

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展品《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明弘治活字印本，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金属活字本，成为活字印刷的重要实物见证。“会通馆”是明代华燧的书斋名。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一批金属活字印本即出自他手，这部《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正乃其一。华燧的侄子华坚之后也采用了活字印书，“兰雪堂”为其室名，展览中另一部明活字本《艺文类聚》就是兰雪堂所印。

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包括雕版与活字印刷两大系统，而随着19世纪诞生于欧洲的印刷技术——石印术在1840年前后传入中国，这种新技术在国内一度极具影响力。此次展出的出版于1855年的徐汇公学石印本《法兰文字》证明，在上海徐家汇地区，迟至1855年已有成熟的石印技术存在，成为近代上海印刷技术发展的生动写照。

石印指的是“石版印刷术”，利用油水相斥原理，将图文以油脂性油墨绘制在石版上，再用水润湿石版，图文部分吸墨拒水，无图文部分吸水拒墨，然后以此版印刷成书。日后随着技术发展，照相取得的绘画文字也可以上版印刷，因此在还原图像、缩放印刷方面，石印术具有极为便利的优势。上海已知现存最早全书采用石印印刷的出版物，便是前述的《法兰文字》。今天的徐汇中学，前身即为1850年由传教士创办的徐汇公学，该书为其法文基础教材。全书中文与法文混排，石印的“手写上版”方式化解了这种混排给此前雕版或活字印刷在工艺上带来的难题。并且，石印的印版可以反复使用，也适合于印刷教材这种需要大量、长期印刷的文献。

《法兰文字》，1855年徐汇公学石印本

从字体、图像到印刷、装帧，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诠释“书籍之为艺术”

典籍文献留存着研究古代社会的一手材料，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不过，对于大众而言，典籍文献的美学价值或许更为直观地能被感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陈雷告诉笔者，此次展览在挑选展品之时，有意识地兼顾了文物等级与观赏性，希望普通观众也能感受到典籍文献之美。

字体之精妙，图像之优雅，选纸之考究，装帧之别致，等等，皆为这样一种美作出注解。踱步于展厅，人们随处都能邂逅具有这些艺术美感的展品，于诸多细节中回味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之深厚。

《妙法莲华经》，五代泥金写本

泥金写本，或许算得上古籍文献中最为奢华精美的综合艺术品。所谓“泥金”，一般用胶调合金粉制成，用泥金书写经书，是为了表达对信仰的虔诚和恭敬。由于黄金价值贵重，泥金多为皇室和富贵人家所用。现身此次展览的五代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就让人们得以近距离饱览这种富丽堂皇之美。此经共有七册，经折装，每卷一册。经文用泥金楷书写就，书写于特制的瓷青纸上，每半开5行，每行17字。瓷青纸颜色深蓝，气象静谧幽远，与泥金明暗相映，更显庄严肃穆、尊贵典雅。卷首有精心绘制的佛说法图，题有经名、卷数，保存十分完好。

典籍文献无论手写、拓印还是雕刻，书法都可谓其艺术价值的核心体现，诚如清代文献学家叶昌炽曾言：“从来精刻先精写，此体无如信本宜”。

《瘗鹤铭》，水前拓本

此次展出的《瘗鹤铭》水前拓本，其书法价值即具有坐标意义。《瘗鹤铭》是刊刻在江苏镇江焦山崖壁上赫赫有名的一块摩崖书法石刻，刻的是一篇凄美的祭鹤文。作者与刊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以南朝梁说较为通行。其被誉为“大字之祖”的地位却确凿无疑。不知从何时起，《瘗鹤铭》陆续崩塌，铭石全部坠入长江，直至清康熙五十二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将残石打捞上岸，移置焦山观音庵。《瘗鹤铭》坠入长江的数百年中，它在人们的传拓中得以流传。传世拓本可分为水前拓本（清康熙五十一年以前拓本）和出水后拓本两种，其中以水前拓本尤为珍稀，已知存世仅几种。这水前拓本，得来委实不易——待冬季水枯、残石露出水面时，捶拓才可能进行，甚至有时须仰卧在石头下面，任凭寒风扑面，墨汁滴洒在脸上，才能拓取到文字。如是拓本，却也最为真切地反映了铭石出水前的原始面貌。

展览中的这件水前拓本，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李国松的旧藏，拓印时间约在明朝中期，共有全字四十二，半字四。其拓法同样值得一提。以1至3个字为一个捶拓单元的“零拓”拓法，使用在此本中，尤为适宜表现细节。并且，有别于常见的拓本黑白分明，此本呈现出一种温润淡雅的视觉效果——仅以淡墨拓出文字字口边界，只见墨色在字口边缘微微洇开，使人感到水气充盈。

《江流记》《进瓜记》，清乾隆内府四色抄本

顿挫有度、工整精美得好似印刷品，此次现身的《江流记》《进瓜记》清乾隆内府四色抄本令人叹为观止，诠释着古籍文献另一种书法之美。这是两册古籍，均为与《西游记》有关的清代宫廷戏曲剧本。既是戏本，便有格式和规范，因而书中文字用四种颜色抄写——戏曲的曲牌名用黄字，曲文也即戏曲唱词用墨字，科白也即戏曲角色的动作和道白用绿字，场步注脚用红字。卷前标明演出总时长“两个时辰零四刻”。内封上钤盖了三枚乾隆皇帝的印章。约在民国时期，这两册曲本从清宫散出，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收藏。日后尚小云将它们赠给以收集戏曲文献著称的藏书家周明泰，并附信一封。而周明泰则将这两册古籍和尚小云来信收纳在一件装饰精美的书函中。这一书函此次也一并呈现在观众眼前，只见匣子外侧装饰有“太平有象”的浮雕图案，可窥背后之匠心。

借由典籍文献，可品书法之妙，亦可赏图像之美。

《卤簿图》，清内府彩绘本

现身展览的一本清内府彩绘本《卤簿图》，尽显手绘图像之精巧。卤簿，指的是帝王出行的典章制度。此本《卤簿图》是一套绘本册页，分八册，由《法驾》《骑驾》《銮驾》三部分组成。向观众展开的一页，以工笔绘就宝盖垂襜图样，其上龙凤、祥云等图案富丽典雅。

雕版不仅刊刻文字，也用来创作图画，即木刻版画。明中期以后，随着戏曲、小说的繁荣兴盛，版画插图亦随之蓬勃发展，从而诞生了一大批“图文并茂”的书籍。现身展览的《北西厢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刻本、《芥子园画传》清康熙十八年（1679）芥子园刻彩色套印本，都是这样的书籍。

《芥子园画传》，清王槩辑并摹，清康熙十八年（1679）芥子园彩色套印本

《北西厢记》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西厢记》。何璧此本将当时通行本所载评语、注释尽皆删去，故为明代首个《西厢记》“白文本”，并且首附插图17幅。展示的书页中，白描的崔孃像甚为精致，上书“摹仇英笔”。《芥子园画传》又名《芥子园画谱》，堪称中国画的教科书。李渔曾在南京营造别墅“芥子园”，并支持其婿沈心友及王槩、王蓍、王臬三兄弟编绘画谱，故成书出版之时，即以此园名之。此次展出的是王槩辑并摹的初集，五卷内容均为山水，可谓体现了清初彩色印刷的最高水准。

精良的装帧，更是让典籍文献倍增艺术价值。

《许真人井铭》，宋拓本

此次展出的宋拓孤本《许真人井铭》，所拓文字由南唐徐铉撰文并书写，篆书，共74字。值得珍视的不仅仅是稀有的北宋传拓，以及赵魏、张廷济、沈树镛、潘祖荫、吴湖帆等名人递藏，帖内古今名家题跋和观款达二十余则，鉴藏印累累，还有其异常珍贵的装帧形式——它依然保存着宋代的装裱式样。从玻璃橱窗里现出的拓本页面可见，宋装旧书页浮置于新制底册上，由中缝及四角的丝线固定。另据专家透露，此册外包有蓝色布套，楠木面板，刻有赵之谦楷书，详细讲述了拓本的流传过程。难怪吴湖帆在得此拓本时难掩心中喜悦，挥笔题字“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

就连典籍文献装帧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无不藏着门道。例如，手稿信札所用的笺纸大有来头。古人的风雅，全在一张小小的笺纸上。

《颜氏家藏尺牍》，手稿

笺纸，也即信纸，其中最为别致的当属印有形形色色淡雅图案的花笺，有些图案甚至出自名家之手。且看《颜氏家藏尺牍》，也即清初颜光敏所藏友朋尺牍。此次展出的是清代文学名家李渔写给颜光敏的信。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沈从文告诉笔者，信中用了李渔自己印制的“衣带启”“书卷启”“制锦笺”等，实际上是作为“样品”，希望颜光敏帮忙推销。又如此次展出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书札》，翻开呈现的一页笺纸上，现出淡红色的花果图案。这批书札所用花笺部分印有“松竹斋制”等字样，应该是从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等南纸店购买的。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书札》，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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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展品首次公开亮相

在本次展览中，有多件重量级藏品首次面向市民公开展出。

首部《台湾府志》

这部《台湾府志》为清代蒋毓英所纂修，清康熙刻本，传世之孤本。蒋毓英字集公，康熙二十三年（1684）调任台湾知府。他所纂修的《台湾府志》，为台湾置府后首部方志，全书共十卷，分为二十五目，约五万余字。所知涉台文献皆未著录。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将其从造纸厂废纸里抢救而得。

金陵本《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中医经典，共收录药物1892种，包含新增药物374种，附方11096首，插图1109幅。书稿初成后，李时珍先后到黄州、武昌、南京等地遍寻书商以求刊刻，都因经费问题遭拒，最终在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的帮助下，由南京书商胡承龙刊刻成书。此次展出的《本草纲目》，即为明万历十八年（1590）由金陵（今南京）胡承龙首次刊行的，世称“金陵本”，国内公藏仅有两部。

《汪穰卿师友手札》

汪康年字穰卿。这些手札均为其主持《时务报》前后所存交往手札，后由其弟汪诒年汇集成编，计700余家，3000余通，涉及张之洞、瞿鸿禨、黄遵宪、陈三立、梁鼎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张元济等清末各派人物。它们可谓研究中国近代史极重要的一手材料。

短评>>>>>>

让典籍文献在公共服务中凸显更深远的价值

穿越时空的距离，与一众珍稀的典籍文献相见，分外令人感慨。

多以纸张作为载体的典籍文献是脆弱的，历经数百甚至上千年沧桑，在风沙、虫噬、战乱、火患等重重威胁下保存至今，为今天的我们所看到，何其不易。它们所传承的，超越了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本身，是文脉，是无可限量的精神文化遗产。

这样一种传承，离不开人。迎着刺骨寒风、于长江拓印《瘗鹤铭》的人们，排除万难、推动《本草纲目》得以出版的人们，小心呵护、接力递藏宋拓本《许真人井铭》的人们，火眼金睛、从废纸堆里抢救出首部《台湾府志》的人们……这无数身影重叠在一起，大写着一种倔强。

上海图书馆是海内外重要的藏书机构，现藏中外文献5700余万册（件）。典籍文献藏于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仅为了妥善的保存，更是为了以此为媒，让更多的人们见证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并为读者所共享、研究、利用、创造，在公共服务中凸显更深远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曾经限时可见的珍稀典籍文献，如今集结在优化升级的全新展厅，长期与大众轮流见面，可谓迈出了让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魅力、焕发新光彩的一大步。

作者：范昕

图片拍摄：森海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王雪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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